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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六刊】編輯想說……

2013年2月19日 尚無評論

  你是否感覺學期過了一半以後,彷彿莫名的關卡,既無剛開學的新鮮,心情也延續甫結束的期中考試顯得恍惚停滯?關於下一個假期的白日夢或許成為你此刻的解藥。然而夢想不只是象徵性的救贖,而應是實踐的目標。是以,本期《臺大醫訊》帶你行走世界更遠的角落,想做關於踏出國境的夢──封面主題「我在海的另一邊:醫學生的國際參與」,邀集近幾年曾出國的同學與學長們,分享他們於異地學習、研究、服務還有比賽的故事。雖然短短篇幅實難呈現旅程之全景,也不易析清那些交融豐沛情感的回憶,但藉由十多則心得,以及文末附註各種參與管道的簡短資訊,希望引出更貼近實際的思考,使我們追逐機會的同時,預見更多樣的選擇,更能想像彼此於世界舞臺的多重定位。

  另外,最近連綿的陰霾冬雨,雖然在醫學院的建築物裡感受不深,但總區大一學弟妹們的新生盃比賽卻被迫不斷延期。不過每當雨歇空檔,賽事繼續,大夥兒們的熱情鼓譟著汗水,在晉級之路上勝與敗的經驗,於場內場外揮灑青春的姿態,都是大學生涯裡值得紀念的第一回罷!《臺大醫訊》於此報導一場關鍵比賽,也請幾位同學一起記錄他們在大學第一個學期的熱血活動。

  這次我們亦開闢一個新主題,企圖刻畫醫學院同學多樣化的興趣與嗜好,即使看似平凡的課餘活動,在每個人身上其實應驗著或深或淺的意義。首回我們聊聊關於音樂的癡迷,那究竟只是聽覺的刺激、浪漫的沉溺,抑或是生活的必需,甚至是歲月的印象?從創作者、表演者、聆聽者等角度,讓我們重新聆聽音樂留給我們的共同記憶與情感共振。

  最後,延續著上一期《臺大醫訊》為醫圖蔡阿姨做的專訪,本期「醫學院大人物」訪問到另一位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重要角色!我想,讀至此行的你,勢必立馬翻到最後一頁瞧瞧大人物之廬山真面目!故毋再多言,希望讀者們尚能滿意每個主題的呈現,於字裡行間瞥見一點思考、一點樂趣。

                                                                                                                                                                             紀劭禹、金寧煊

醫學系系學會文刊部成員:
B96郭蕾旻、卓聖里、B97紀劭禹、陳宗延、B98金寧煊、蔡承哲、蔡宗芸、黃品叡、B99陳亮甫、B00鄭龍驊、何維邦、岩士傑、徐仁佑、B01游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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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編輯想說……

2012年11月1日 尚無評論

許多同學或猶記得,上個學期接近期末考時,一則醫療糾紛的發生引起了你的不滿、不解、焦躁甚或徬徨,特別是在共筆如車潮梗塞腦部交通的時刻,也特別是因為事件的上演就在你癱坐的醫病劇場裡,如此進逼。

醫病關係的演變、醫療糾紛的層出不窮似乎已成為近來媒體的焦點。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腳色尚未自明,卻也不得不開始思索其中糾結為何、可能得解的方法又該是什麼。因而本期《臺大醫訊》的「行醫、刑醫?」專題,亦嘗試就此主題邀集醫師、醫學生與法律學者等各方意見,討論醫療的「刑責合理化」,抑或是「除罪化」,並且就當前醫療糾紛的處理以及醫事審議制度的爭議陳述於後,冀望提供讀者探尋相關問題時更多的著力點。於此並深深感謝李明濱醫師、胡瑞恆醫師、陳聰富教授百忙中撰稿,也感謝葛謹醫師抽空參與訪談。

此外,自上一期《臺大醫訊》至本次出刊,也再度跨越一個暑假,進入新的學年。於新舊交替的氣氛裡,我們與甫上任的醫學系系學會幹部群進行訪談,好奇地想認識他們更多,也為讀者們透露系學會各部門的工作目標與活動計劃。而每年醫學系一、二年級的迎新宿營、三年級大體解剖學課程的完成與四年級的受袍典禮,也一如往昔地標誌著盛夏到初秋的遞嬗。我們將這些片段擷取、拼貼於這本刊物,作為學生生活的紀錄,也會是你我回憶抽絲剝繭時能共同抓住的線頭。

話說回來,彼此回憶的主角時常不僅是同學、朋友和老師,在醫學院的各個處室空間裡,還有許多工作不懈,為我們提供服務的大人物們。《臺大醫訊》自本刊開始,將一系列地為讀者介紹他們與校園的親密關係。想知道首先登場的是誰嗎?請別再等待,趕緊翻閱下去囉!

主編 紀劭禹、金寧煊


醫訊第五刊  目  錄

我們的回首、我們的前瞻(第38屆系學會)

系學會二十三問

[行醫、刑醫?]推動「醫療刑事責任須合理化」 重建優質合理執業環境

[行醫、刑醫?]醫療行為除罪化之我見

[行醫、刑醫?]淺談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行醫、刑醫?]醫療糾紛處理的當前爭議

[行醫、刑醫?]專訪葛謹:兩個拒絕,一個不要!論醫事審議制度

解剖x白袍:醫學生筆記

Med00迎新宿營總召心得

合太醬料101──宿營心得

醫學院大人物專訪──醫圖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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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四刊】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1]: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

──王增齊、謝奇璋、林正焜、陳為堅、季瑋珠訪談

█ 撰稿:陳宗延

█ 訪談:陳亮甫、陳宗延

█ 訪談稿整理:陳亮甫、郭蕾旻、陳宗延

(一)「不是我們改造歷史,就是歷史嘲笑我們!」[2]

大約是三年前的2009年,我們在作家林世煜(Michael)的部落格「寫給台灣的情書」上第一次讀到王增齊醫師於2001年寫就的〈老婆婆背小孩〉[3]一文,副題是「悼念鄭聰明老師」。

鄭聰明是王增齊的大三解剖學與大四神經解剖學教授,不久也成為當時的訓導分處主任,那是1984年的事,距離解嚴尚有三年,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開始騷動。王增齊和他的同志們,這些像「癌細胞」的異議份子們,已經在校園與社會幹了好幾票──無論在地上滲透「代聯會」(台大學生會的前身)或出版《醫訊》、《大學新聞》等校園刊物,或者在地下秘密組織有志者以及每逢二二八前夕發放傳單、噴漆等──,當然也已經被「老大哥」盯上了。

在文章中,由於解剖成績不佳而被形容為「我畏懼的老師」鄭聰明告知王增齊:「你記大過,取消預官軍醫資格」的消息。然而,尾隨在句尾的並非預期與訓導主任這個社會位置扣連的責罵或盤問,而是近似於父母對子女的不捨:「你明知他們等著要辦你,為甚麼還把頭伸出去讓他們剁?」,甚至是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餘悸的投射:「三十多年前,我的學長郭秀琮、許強被抓去槍斃,你不驚嗎?」對此,王增齊無疑感念至今。

王增齊跟我們說,醫學院高層對這些異議學生多帶有同情,但能幫上的忙不多。現任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謝奇璋醫師則回憶:王增齊在暑假大概躲了兩個月;長王增齊一屆的林正焜醫師當時正在當實習醫師,如王增齊的文章所說,「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他決定不跑,晚上不睡宿舍,改睡開刀房休息室」。當時的醫學院院長彭明聰教授某日約林正焜談話,跟他說:「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你不用跑去躲,安心當intern,有事我幫你扛」。在明顯的政治壓迫與言論箝制下,每個人還是有必須妥協之處,但在某些不可妥協之事上,教授們有擔當地作了一些示範。

也許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是這些事實與事件:老大哥的下手、學生的逃亡與教授的肩負,其實距離我們這個世代只有一步之遙,幾乎距離我們出生那年大約只有十年。如果沒有參照歷史,甚至是其所由出的記憶上游,我們多麼容易就理所當然地以為世界自原初便呈現今日面貌。

從歷史到現實,有連續也有斷裂,有不變與變。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抽空和化約這些社會歷史過程,通常對「百姓日用」的生活妨礙也不大(不,有時反而更有助於提昇生活品質)。然而,對歷史的無知也致使我們無法對現實定準。就像王增齊的形容:當時多數人就像二戰中納粹集中營的幼童,以為「集中營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生活方式」,沒有想過反抗的可能。林正焜醫師曾這麼寫道:「我們這一代最大的悲哀,我覺得,在於失去了語言。我們就像遭遇一場腦疾瘟疫一樣。[…] 要從這一場瘟疫撿拾任何殘餘的價值(如果還有的話),那就是立刻,把瘟疫來襲前後的一切,記錄下來。」謝奇璋則用台語說:人若是無記憶,一定是揪憨ㄟ(很笨的)。

對我們這一世代而言,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理解他們在歷史中面臨的現實,也許亦有助於我們理解與改變自己眼前的現實。

(二)風吹草動,即便藏形

這麼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這幾位特別的前醫學生眼中,可以幽微地試以台大醫學院當時的建築為喻。

謝奇璋回憶:當他在三年級由總區來到醫學院時,醫學院是沒有校園的(儘管我們對今日的台大醫學院是否具有「校園」這一名詞一般所承載的內涵,也許容有爭議)。當時,蔣經國批准台大醫院改建,遍地皆工地,只有圓形教室可用。我不禁想問,使台大醫學院風沙瀰漫、風吹雨淋的,也是風聲鶴唳的同一道風嗎?當時榮總也同時在蓋,大多數資源都挹注於此,三年便能完工,台大的整建計畫則歷經將近十年。到謝奇璋小兒科四年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教室以及新院三樓以上的部份都還沒有蓋好。王增齊的文章也有相關的段落:「醫學院的建築老舊,行政部門和禮堂是日本人仿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走廊陰暗、教室和實驗室的房舍也十分老舊灰暗,圖書館和宿舍中盡是行色匆匆心情灰暗的人。」

窄仄、老舊、灰暗……,對這些人而言,體制巨靈所凌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模糊輪廓或許大致可以由這些關鍵詞勾勒。

戒嚴時期有如戰時。大架構的《懲治叛亂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或《陸海空軍刑法》之外,王增齊說,國民黨對付年輕人有三招,監視、滲透和轉移注意力。

首先,對學生的監視與對學生社團聚會的滲透方面,最單純的是覺民學會的成員負責初步的注意觀察。歷史因素讓讓執政者對大學生永遠不能放心,另外還有校外各種不同的單位,可能包括國民黨青工會、調查局、警備總部、憲兵憲調組、國防部政戰特遣隊、國安局單線細胞眼線等;校園內,有時透過教官吸收學生,有時則由校外單位自己吸收並直接以財務獎勵。不同單位間似乎還有競爭關係。

至於轉移注意力,一方面,是在大學校園堅壁清野,徹底阻絕資訊毒素,讓二十歲左右年輕人什麼都摸不到,只剩下荷爾蒙驅動的「校園逸樂傾向」或「校園享樂主義」。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救國團,又如謝奇璋的舉例:對大部分的大學生而言,從緊束的高中畢業後,大學的自由僅僅意味著郊遊和跳舞,這也是獨裁者樂見甚至主動促成的現象。

另一方面則是王增齊口中的「轉移注意力策略」。的確,國民黨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年有一批人專責研究青年「工作」。以林正焜舉的例子來說,便是吸納一些奮進的聲音為黨國所用,例如覺民學會推動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以「讓學生分心」。王增齊則說,直到他在大四那年,與大學論壇社政治系的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等人積極地下化地組織反對派學生,準備模擬操演「梁山水泊」的劇本時,才體會到國民黨陰柔的一面。

1978年底,黨外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大校門口言論廣場立了一面民主牆,讓人在上面留言表達意見,親國民黨人士便另設愛國牆以為對抗,是為民主牆、愛國牆論戰。論戰逐漸升溫,學生漸漸捲入關心之際,不久台美斷交、選舉中止,政治氣氛隱隱然逐漸動盪。

三個月後,即1979年春,國民黨校內菁英學生盡出,說要弄一個「青年文化運動」,網羅了幾乎各系各班,活躍於社團、好發議論、精力過剩的大一、大二學生。首次於籌備會見面,王增齊就聽到不可思議的宣告,說他們已聯絡好電視台,準備報導這個運動,也有把握向各界募款,預計籌資一、兩百萬元。剛入大學五個月的王增齊只覺得很fancy:這群人真是三頭六臂,有手腕又有人脈。

然而,這件事終究沒有成局。

王增齊自嘲他讀台大最後變成主修「國民黨學」、副修醫學系,可笑的夢想是一小群人想要「屠龍」。研究「國民黨學」三年之後,他才覺悟出那件事的全貌及其代表的意義。國民黨面對那時突然來的內外交迫的處境,在大學校園的對策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策略」。國民黨手腕靈活,理直便出手,若是理虧則虛設一個題目,設法吸引開未來可能變成學運要角的一大群人;剩下頭痛的戰場,再運用策略加以堵截、隔離、包圍。國民黨檯面上是個權力市場的壟斷奸商,它對每一個政治與政治處境都仔細估算成本效益;體質上則可喻為一頭進化過的「藍色權力掠食怪獸」[4]。

國家機器軟硬兼施,人民好像被結構綁得死死的,毫無反抗的餘地。然則,王增齊仍相信人有其主觀的能動性。他說那時的的「學運邏輯」大致有三項:一、大學生自問:「我們為什麼生而為囚」?一切基本政治權力全部被剝奪。二、國家暴力、政府殺人,如陳文成事件與林宅血案,證實執政黨道德低劣。三、大學生仰望天空,只看到一片灰暗,看不到改變的希望。不出手促成改變,就太對不起自己的人生了。每個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來追求美好幸福。

在此,作為台大與醫學系的學生是否具有某種歷史特殊性?謝奇璋說,台大醫學院是當時政治壓迫下被最嚴密監控的特殊場域之一,到五零年代都還有學生被逮捕、槍決;季瑋珠(現任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則說:這些故事是到她念碩或博士班的時候這才流傳開來的。也有一些老師忍受不了這樣的氣氛而離開,像是彭明聰的堂哥彭明敏(時為台大政治系教授),用盡各種非法的方法才浪跡海外逃過一劫;彭明聰因此本身也被嚴密監控。而醫學院的功課繁重,從王增齊的文章可窺見一斑,這點至今仍然不變,可能也是醫學生遠離公共討論的推力之一。

季瑋珠覺得,自己或同學在當醫學生的時候都還蠻乖的,是到實習的時候才有比較多的改變,因為實習的夜裡無聊,會放黨外錄音帶解悶,還會用聽診器來聽,感覺聲音聽起來特別有力道,覺得很好玩。其時她自己沒有特定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只是覺得有趣,想要了解。事實上,當時他們班上大概只有兩種人:「國民黨人」或是「沒有黨人」,黨外立場並不明顯。很多黨外的原本是國民黨的,就是對政治很有興趣,但後來了解之後反過來支持黨外。

陳為堅(現任台大公衛院院長)則認為,醫學系學生是一群異質性蠻大的人,的確有一群人只顧自己的前途發展,但仍然有人會特別關心社會(就比例觀之,林正焜覺得全系70人,大約4到5位在做「這些事情」,但其他人大多並不反對)。謝奇璋也說,仍有些學生以「超越自己」期許自身,不甘於只是父母親的寶貝,而認為自己必須要負擔一些社會責任。當時就有這麼一群人(也許可稱之為並不那麼少數的少數),每天高談闊論,想跨出去看到一些真實的、人家不要你看到的東西。如果人數達到一個程度,就能夠相互支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同時,台大醫學院不是只有醫學院,也是台大的一部分,當時台大校園民主化運動初興,像校總區的大陸問題研究社(大陸社)、王增齊參與的大學論壇社(大論社)和大學新聞社(大新社)、謝奇璋加入的三民主義研究社等異議性社團,都為校園改革蓄積了思想和行動的動力。《醫訊》與大新社關係尤為密切,許多成員重疊,多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行動上也會互相支援。季瑋珠就提到醫學系的學長,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當時也是大新社成員。她自己認為,比起《大學新聞》的激進作風,早期的《醫訊》還偏向保守,也認為大新的成員思想比醫訊更前衛、開放。

陳為堅說,在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以後,政治局勢開始轉變,社會力與批判的聲音正在醞釀。《醫訊》成員生逢其時,在這些參與中學會看待社會的不同面相,開始捨卻傳統給定的單一角度。他們逐漸發現黨國體制有其破綻和空隙。王增齊說,學校更是紙老虎,卻妄想扮演「楚門的世界」般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當然必須「弄它一弄」。

(三)「載憂載奔。我們從歷史滑行至此」[5]

《醫訊》與其他異議性社團同樣帶有某種隱晦的反抗傳統,王增齊形容為「癌瘤組織」,必須鍛鍊出能自我複製,並能感染其他正常細胞的能力,使其具有打擊力(會咬人)及傳染力。社員約莫十五個人(陳為堅印象則是活躍的約有七、八人,加上大新社則有十來個),但體制靈活,隨時都有七八個人具有社長資格。謝奇璋回憶,他大一在三民主義研究社,是他高中好友林永頌律師(法扶基金會重要推手)推薦的。許多三研社成員都與覺民學會有重疊,像是當時的醫代會主席管家義、現在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等。但謝奇璋不是國民黨的,在三研社時嘗試與其他社員溝通,結果自己的觀念反而從國民黨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到了二年級,謝奇璋參與醫訊社的活動比較多。三四年級考試都念不完了,沒甚麼人要參加,他在那個時候當了一年社長,住他隔壁床的好友兼室友陳培榕(現任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又接下來當了一年。由於陸續有新成員加入,醫訊社聲勢稍微壯大起來。後來慢慢式微下去是在他五年級的時候,校方慫恿一些學生在醫代會(醫學生代表聯誼會)要把社團解散、收回,他們的論戰和抵抗沒能成功,此後就算社團還在也不能再編輯《醫訊》,《醫訊》乃成為醫代會的機關刊物。

校方的霸道不是孤例。王增齊也提到,醫學院教官尹慶生在退役後迅及轉任訓導分處職員。軍人進入校園、干預校園事務,事件引起學生反彈。當時六年級的王增齊擔任醫學院學代,提出「大會嚴重關切案」,校方當然希望息事寧人,隨意叫教官去心理課修課作為對學生的交代。

集會結社與言論倡議的自由被封鎖,思想的泉源也同樣被堵死,然而學生仍試圖衝破禁忌,從黨外刊物或讀書會之中汲取養分。王增齊提到,台灣與中國具有的關鍵性差異是: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之後,台灣人的政治身分有本質上的改變,他稱之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籍貫」,即自由、平等、兄弟之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相對的,中國目前的體制沒辦法給人民這樣的政治身份。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走到今天這個面貌,體質上應該算是「法國大革命的反革命」。他會如此自省與自居,與一些比較自由派的教授如李鴻禧、張永竣,甚至是鄔昆如的哲學課程,有不小關係。

林正焜則回憶,在他就讀建中時期,社團並不活躍。當時的政治啟蒙是因為大學時偶然讀了統派的《中華雜誌》,雖然和他之後的意識形態不盡相同,卻由此開始了對時政的關心。這是一本並非以「煽動」為目的的雜誌,然而當時的黨國體制並不鼓吹向中國徹底靠攏/分離的統/獨立場與意識型態,從而會去壓抑一些比較另類的思考。

謝奇璋本人的姑丈顏世鴻是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也是台大醫學院出身(因為葉盛吉案從台大宿舍被逮捕,服刑釋放後無法繼續就讀台大,於北醫完成學業)的醫師,算是他的師父、啟蒙老師,有時會供給一些即使他在其他地方能拿到也未必會認真看的材料。而他父親為成大工學院的老師,他的家庭比較開明,比較清楚這些政治的事情,只是也不希望又一個讀台大醫學系的被抓去而已。

書店或私下拿到的禁書,像是《宋氏王朝》之類的,或者能拿到一些馬派的東西也會看。大家本來只是存著好奇的心態想看看。就像陳為堅的說,學生開始學會「倒著讀」報紙,因為兩大報都是官方說法,看看就好。在一個受限的環境,你總是著一個有色眼鏡去看東西,所有的資訊都是很可疑的:不管官方讀物或禁書,總是別人叫你去看的。但是當閱讀、思辨和擷取知識的能力累積提昇到一個程度之後,封鎖也就變得無效了──對謝奇璋來說,大學時代就是這樣一個養成獨立、批判思考習慣的重要時期。

寫文章、辦刊物是思想與行動疊合的一種重要形式。一方面文字本身就具有反抗的力量,儘管多半時候只能旁敲側擊,無法直接寫出事實;另一方面刊物的發行被要求經過「政治審稿」,黨外雜誌每出三本大概有一本會被查禁,而且是直接去印刷廠沒收、扣留,校內刊物也一樣,只是學生比較沒有錢,在送印而查禁之前往往就會告訴你不能印。

謝奇璋說,所有的刊物都要跟教官周旋再三,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教官就是會反對你刊登(不過陳為堅則覺得,其實想登甚麼通常還是都可以登,因為有其他更大條的事情,所以《醫訊》其實不是大焦點)。如王增齊所說,當時醫學院在訓導處負責審稿的上級長官(職稱為股長,非教職)甚至不是教官,而是特務出身的[6]。季瑋珠說,大家都知道他是國民黨派來的,但其實相處得還不錯,會提醒學生避免惹上麻煩。有一次陳耀楨(現為紐約康乃爾大學病理科教授,其兄陳耀昌教授也是《醫訊》和《青杏》的成員)生氣地說:「好啦,不然我就寫上國民黨萬萬歲就好了!」,那位先生連忙安撫。而在蔣介石過世後,黃宗岳有次編輯時把嚴家淦和蔣經國的照片錯置(可見《醫訊》也要報導國家大事!),後來急忙撤回,但那位先生也沒有發現。

季瑋珠印象最深的一次衝突,是《青杏》報導了一位頗有成就、論文發表在知名期刊《Circulation》上的醫師學姊,因為被排擠後來不幸自殺的故事,雖然與政治無涉,但後來被禁止刊登。另一次則是向兩位德國交換生學姊邀稿,寫了一些來台交換的心得,其中包含對政治的觀察,本來也沒太大問題,但他們堅持不接受審稿,否則就要撤稿,後來是經過妥協才讓稿件留下來。在她任內,《醫訊》比較沒有甚麼事,雖然也會有一些踩紅線的、夾雜黨外的訊息,但大部分都很安分,比較激進的同學甚至會覺得太溫和了,沒甚麼用。比較激烈的事件是,陳耀楨本來要當社長,但是學校不准,才換了黃宗岳來當。

儘管擴大組織、吸納新血,從古至今都是運動存續不可或缺的環節,但明目張膽打著革命旗幟的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跨校的聯繫更必要犧牲一些時間去跑、去寫信;尤其當時沒有手機,宿舍只有一台電話,當然更沒有網路,聯絡著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謝奇璋半開玩笑地說,王增齊因為有機車,所以活動力最強。季瑋珠則提到,陽明的《橘井》刊物比《青杏》晚一年成立,當時有過一些交流。

在生活上,大部分的人都很窮,比較奢侈的就是去龍門客棧吃水餃、飲必魯(喝啤酒),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一些論述出來,其實是頗受侷限的,因為一舉一動都在注意之下。會有一個想法在腦袋裡揮之不去:自己是不是被監控著?當然不一定如此,畢竟只是一個大三大四的學生,很小,政府不一定需要監控你。可是,一旦你跨過那條線,別人就會看到你了。

由於王增齊和長他一屆的學長林正焜、陳為堅都住同一間宿舍,其他《醫訊》的朋友也通通都住在男四舍,就有許多串門子、一起討論和做事的機會,連考前開夜車也都會相伴。同時,男四舍有較多就讀法律、政治科系的同學,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住在一起,相濡以沫,終於結合成台大八零年代學運初階段的主要角色。像是台大政治系的江蓋世(前民進黨議員)就曾在宿舍張貼「打倒蔣介石」這類的標語……。

王增齊則更進一步提到,當時學生初探校園以外的黨外政治活動,是一種思想轉為行動的重要「洗禮」。舉例來說,學生為黨外人士助選,在造勢晚會常會遭遇到警察暴力、特務滲透,也會看到人民的強烈反應。那時黨外的尤清與國民黨的林豐正競選台北縣長,在新莊辦的晚會有七、八萬人湧入,交通完全堵塞,民眾熱血捐輸,助選學生在現場看得眼花撩亂;而林豐正的演講只有不到一百人在聽,加上清涼秀及摸彩,格調甚低。學生以為高下立判,選舉最終卻大輸十萬票,中永和公教人員密集區慘輸──那裡對方連演講會都沒辦。事後參與其中的學生都有類似的反應:「為什麼?找一百本書來看,一定要求得一個答案」。開票的時候,學生也會加入民眾自主監票、顧票的行列(陳為堅說:尤其宿舍很多人會一起去),因為作票的傳聞從來沒少過。

(四)「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7]

陳為堅加入《醫訊》時才一年級。由於他的中一中學長黃宗岳擔任社長,便拉陳為堅來幫忙採訪、校稿以及處理一些雜事。而當時擔任總主編的則是醫學系的學姊,現任台大公衛系教授季瑋珠。據陳為堅回憶,他那時曾經和季瑋珠每次出刊前都要坐計程車親自到土城的海山印刷廠去看大樣及校稿。同時,台灣公衛學界教父「KP」陳拱北是在陳為堅加入《醫訊》那年過世,季瑋珠當時就在《醫訊》做了KP的紀念專題,這也是季瑋珠自己對《醫訊》所報導的社會議題記憶最深刻的部份。

季瑋珠現在仍然是家醫科的醫師,除在公衛學院專任教授,也在家醫科兼任教授,同時也是醫服團的指導老師。季瑋珠還在醫學系時就對公衛很有興趣,覺得公衛關懷的角度比較廣,也修了很多公衛的課,導師剛好也是公衛系的老師。她當時有研究過關於職業醫學的傷害問題,例如鉛字排版工人的工傷。她碩博士的指導教授都是楊志良,碩士研究的是醫學生的社會化,博士班則研究家庭健康照護決策者與執行者的分工,也對其中的性別關係頗有興趣,不過沒有繼續做下去。她後來主要做的是乳癌流行病學,包括現在進行中的病人生活品質研究,教學的東西也比較介面性,希望能讓醫學和公衛互相了解對方在做甚麼事。

季瑋珠學生時代加入不少社團,包括一二年級的《大一報》、三四年級的《醫訊》、大五的《青杏》、大六的綠野社,同時也一直都參加合唱團。季瑋珠之所以會去參與文字工作性質的社團,一方面是對文字有興趣,一方面也對社會有關懷。當時,《醫訊》比較屬於報紙型刊物,每隔週一刊,內容以新聞報導和評論為多;而《青杏》則是每學期出版厚厚一本,比較偏向思想性和文學性創作。兩份刊物成員有一些重疊,但《醫訊》比較會斷代,而《青杏》上下屆傳承較強。而她和同屆的黃宗岳、陳耀楨、陳國鼎(長庚醫院、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丘彥南(台大精神科,除了《醫訊》也搞醫代會)等成員,也都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絡。

陳為堅則說,他大二擔任中友會總幹事,大多時間在安排各種聯誼活動,以及寒暑假的服務隊出隊;直到大三到醫學院後,他接下《醫訊》總編輯一職,同時擔任社長的正是林正焜。林正焜在《醫訊》的時間是一年級到五年級。在他們倆轄下,社團內部的分工大致包含兩條軸線:圍繞著刊物的一般事務,以及演講與讀書會為主的活動。

主編和社長必須要輪流寫社論(陳為堅:「還蠻辛苦的!」),論述的議題以醫衛的時事評論為主,例如時興的B肝疫苗議題。此外,因為辦《醫訊》,他們兩個到處找人採訪,比如說曾經一起到黃春明北投的家去,也曾與評論家許南村(作為小說家的名字則是陳映真)深聊,也到健康世界出版社找王溢嘉。

其中,陳為堅曾經和陳映真有不少互動。陳為堅大一時的導師是解剖學科的余錦泉教授,在導生聚餐時聽他聊過金關丈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陳映真對此有興趣,便透過他牽線,訪問了余教授有關金關丈夫的研究及其歷史涵義。當時陳映真剛從監牢被釋放出來不久,「找不到什麼工作」(陳映真語),只好幫跨國藥商利達製藥編輯雜誌「立達杏宛」。本來是要拿來做形象廣告的,不過陳映真卻把握了這個機會,藉由一期一期的訪談,逐步回顧了台灣醫療發展史中已被淡忘的重要人物。陳為堅自己也是從這個雜誌首次知道像謝緯、許強這些人的事,也因此有機會近距離感受陳映真對各種事務的評論,並認識不少思想上的前輩。直到後來陳為堅覺得無法接受陳映真的大中國主義,才漸漸「分手」。

在講座方面,包括陳映真、王溢嘉、楊逵、陳秀喜、李喬、王拓等人都曾受邀演講。陳為堅印象深刻的是,高他一年的學長林錫璋(現任成大醫院內科主任)就曾經找數學系教授楊維哲(他當時已在校園裡試過用台語講授微積分),舉辦關於「醫學中文化」的討論會。當然,動員學生參與一向都是難題,場地也不多,通常都是辦在圓形教室。而讀書會,據林正焜的回憶,楊碧川曾為成員導讀台灣史,而王增齊則負責介紹左派思想(事後他說自己其實讀得一知半解)。

陳為堅也提到《醫訊》成員和服務隊之間的關聯。他在大五時開始參加醫療服務隊,是隸屬醫代會之下,醫學院各系(包括公衛系)都有參加,這些醫學生會去鄉村義診(量血壓、口腔檢查、學童寄生蟲檢查、衛教等)。此外,也會針對特殊時事服務需要的民眾,如大五時去多氯聯苯事件發生的彰化縣福興鄉。法醫科方中民教授擔任領隊,也有其他內科教授支持,需要開藥的時候由教授開;當地非常熱心的皮膚科醫師高信義醫師也居功厥偉。服務隊也協助在縣政府大禮堂舉辦演唱會(邀請到簡上仁,並由他再推薦潘莉莉與賀正中),為多氯聯苯受害者募款。因此服務隊不是只有純醫療。老師同學大多不會主動、直接支持服務隊,但也並沒有明顯的限制或干擾,只是和訓導需要溝通,但由於醫學院老師私底下都贊成,因為找他們幫忙,他們也會量力盡量幫忙。

陳為堅觀察,醫學院其實有不少文筆很好、很會創作的人,只是因為書也念得很好,所以順從家裡的期望來念醫學相關科系。像是筆名小赫的楊宏義醫師(現任小兒科診所院長),1976年(21歲)便以小說〈功在杏林〉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又以〈祈教授〉獲得第三名,以及〈風箏〉獲得時報文學獎優等獎;陳為堅與謝奇璋、簡國龍(台大醫院內科醫師、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藉《醫訊》採訪小赫時,他還在台大小兒科擔任住院醫師。而現任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的黃文鴻,當時就讀藥學系時也有創作,作品〈沉情〉亦是聯合報得獎小說(與朱天文〈喬太守新記〉同獲三獎)。

其實陳為堅自己也對人文社會特別有興趣,特別是精神分析,學生時代便常自己找書來看。他原本想要讀精神科學,後來當兵抽到外島,因為想要向軍隊請假而報考了一些國家考試,剛好通過國家公費留考,於是後來就到哈佛大學讀公衛,研究精神疾病與遺傳的關係,走上公衛之路。他也說,學生時代都在弄社團,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漸漸覺得研究細水長流,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活選擇,而且如果真的有興趣做跨領域的研究,會有很多驚奇的新發現。

在哈佛,《醫訊》經驗也有可以借鏡之處:陳為堅在那裡與同好組織當地台灣學生,成立哈佛台灣研究會之類的社團,從而認識一些對台灣議題或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好友,而且也同樣舉辦了各種不同領域的演講。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直接去哈佛著名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的辦公室敲門,張教授立刻就答應了邀約。陳為堅在訪談中,瞬間回憶起那場演講,並介紹張光直其人,彷彿二十年前的啟發還歷歷在目。

而在回國之後,因為當時《醫訊》和《青杏》都非常可惜地已停刊,陳為堅在當時微生物學科主任陳振陽教授的敦促下,先舉辦了一個訓練營,又創辦了兩份刊物,一份是1993年創刊的《楓城新聞與評論》(月刊),另一份是《楓城一週》(活動總匯報導)。雖然辛苦,但也做了整整一年,直到後來牽扯到院長選舉的風波,鬧得滿城風雨,編輯就大幅更換。後來二份刊物也逐漸轉由行政單位負責出版事務,而各單位推薦的教師擔任編輯顧問的模式繼續出版,並演變成目前的電子報模式。

(五)「我知道,現在有點晚了/那些花正在變成圖案」[8]

我時常想起台大社會系林國明老師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如果大學時光重新來過,我想要好好編《大學新聞》云云。我實無意強加對照自己的處境與我所一知半解的歷史情境;然而我也有相當充足的理據說明,為何在另一個虛擬的語境中「我想要好好編《醫訊》」。

本文已經遲到太久,原先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年前我輩復刊《醫訊》、貸居台大醫學系學會文刊部旗下的那個時間點。彼時《醫訊》香火斷絕約有十年之譜。力邀我創立文刊部的系學會長鄭喬峯學長曾提供其他創意滿點、似乎理當出現在一份新世代雜誌刊頭上的名字供我參考,然我執拗地為《醫訊》這個四平八穩的名字辯護,原因無他:更早先前,我已略聞關於《醫訊》的種種傳言。此後,無論是要繼受、致敬、批判、翻轉、嘲弄、混搭、並置……,我已不能無視於「這段」歷史,不可能假裝這段歷史未曾在我的生命中發生作用。

我曾立下重建這段歷史的宏願。同為醫學生,我渴望知道不同世代的慘綠少年們有著怎樣相近,抑或是根本不可共量的心智結構、文化品味、政治議程,乃至於無法朗聲出口的愛戀情愫。以《醫訊》文本作為歷史的載體,我是否可能從泛黃鬆脆的紙葉上辨識出一個模糊的手澤,一道裁切失準的出血邊,或者,一行記號學式的、以鉛筆輕輕塗劃的暗語?

但文本已然不在。檢索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結果明載:《臺大醫訊》出版項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代聯會,館藏地於總圖B1社團刊物區,館藏由第一期(1970)至第168期(1989),中有少數缺刊。當我終於鼓起勇氣與學弟一探究竟,整批《醫訊》已經不翼而飛,未曾留下半點粉末碎屑。然則不然。遷遲數年,這畢竟只是藉口。文本其實未曾離開:筆鋒甚健的《醫訊》與其他異議性刊物成員諸學長姊,如今自當散佈社會各處,彼此以或強或衰的網絡與情份牽連著。只要挖掘夠深、施力夠久,總能探問到些甚麼的──本文其實也正是這麼來的。

真正使我躊躇不前的,無非是一個亙久的難題。在民主化浪潮暫且退返不進的此際,新《醫訊》應當遞送甚麼訊息?(一如《大學新聞》應當播報甚麼新聞?)更精確地問,新聞、社會現實與抗爭運動之間,應當保持怎樣的三角關係?新聞必須是純粹客觀事實的新聞,或者在例外狀態下也可充當運動的傳聲筒?王增齊學長所謂的「事件化理論」(王增齊本人則說是李宜瑞對劉一德提出的,劉一德聽了恍然大悟。)──或者,借用友社清大《基進筆記》的語言直白解釋,「有事寫事,沒事捅事」──可以繼續沿用為新《醫訊》的指導原則嗎?新《醫訊》預期作為媒體與社運團體的雙重角色,是否從根柢就相互扞格牴觸,甚至進一步阻礙了校園公共領域的建構,阻絕了兩造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加入歷史,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註六經,或者六經為我註腳?歷史應當,以及可能在戰區保持中立嗎?又或者,成王敗寇才是硬道理,強權才是歷史的終極仲裁者,誠如Marx所說:「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Between equal rights, force decides.)?對此,我實一無所知,至今如此,只得在親歷的每一場戰役中見招拆招。歷史與現實、史料與新聞之間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張力,但在行動者眼中,它們都共同指向對未來的欲求。那是一種對於自由的先驗的記憶,朝向無垠天際的握拳吶喊:凡合理的終必將成為現實……

任文刊部長與《醫訊》主編三年不輟,這將是最後一年。在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我終於將三年前的志業、兩年前的耽懶、一年前的採訪稿與錄音檔,一齊擺到桌面上了。我開始起筆,想像林國明老師、王增齊學長、以及諸位學長姊們眼前正遭遇我的問題。後來,我雖已停筆,文字卻自顧自地流洩出來……


[1] 引自詩人羅智成(1955-)詩〈一九七九〉(1979)。
[2] 引自詩人羅葉(1965-2010)詩〈自由之愛〉(1986)。
[3]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9199977.html

王增齊註:該文所有的「丘腦」都應該改成「橋腦」(Pons)才對。

[4]王增齊註:請參閱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

[5] 引自詩人楊佳嫻(1978-)詩〈雅教斷簡〉(2001)。
[6]王增齊補充:當時劉一德投稿大學論壇的文章交出送審查之後,原稿竟然跑到政治系某王姓覺民學會學生宿舍的桌上。國民黨籍的學生竟然可以審社團刊物的文章。學生的憤恨是很深沉。
[7] 譯自德國醫師、病理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Rudolf Virchow (1821-1902)名言:“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is nothing else but medicine on a large scale.”
[8] 引自中國詩人顧城(1956-1993)詩〈許多時間,像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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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四刊】白塔、左翼、《醫訊》:追憶消逝的1950◎陳亮甫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楔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脫離了殖民政權,島內群眾對新的統治者懷抱著極高的期待,望其能夠紓解戰事帶來的紛亂與流離。然而新政權沒有給人民帶來希望,軍紀渙散、吏治混亂、經濟崩壞日發嚴重,一波接著一波的爭亂與省籍衝突,高壓統治下,失望透頂的人民終於對執政當局發出了怒吼。1947年,取締私菸的槍響點燃了已隱隱燃燒的怒火,大小規模的反抗在全島各處遍地開花,一直到軍隊壓境,大規模的鎮壓與屠殺型的掃射,將這反抗勢力弭平,之後所頒布的清鄉政策以及戒嚴令,暫將政局維持在一個恐怖的平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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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四刊】編輯室手記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親愛的《醫訊》讀者:

本期《醫訊》姍姍來遲,在此先跟大家說聲抱歉。不過,且將延遲兩三個禮拜一事懸而不論,我們所展演的可真是場華麗的大遲到。

此話怎講?這故事要從三年前說起。那時我才大一,下學期某堂有機化學課下課時,遇見一位高中同校的大四學長說要參選系學會長,其中的政見包含了「出版一份刊物」云云。不久,在他選上之後,突然接獲來信,商議於系學會下新設文刊部等事宜,並邀請初生之犢的我擔任負責人。這位學長如今已是大七,剛剛結束intern訓練、眼看著就要畢業了。他是鄭喬峯,在本期也寫了一篇精采的七年經驗談。

如今已不很清楚記得當時喬峯對我認識多少。不過他之所以會把我找進文刊部,我想多少和我高中擔任校刊主編的經歷有關;而我毫不猶豫地答應坐上編輯檯──與此相若──卻是因為在那本校刊製作一份30頁的「野百合學運15年」專題之故,而在採訪人物與研讀史料的過程中,多次聽聞《醫訊》二字,以及相關的歷史故事,儘管是多麼粗淺而浮面的接觸。是故,我向喬峯拒絕了俏皮的《龍閃報》(典出前系主任)的提議,堅持以《醫訊》作為系刊刊名。就這麼延續至今,三年龍閃而過(?),我也連任了三屆的文刊部長和《醫訊》主編。

而這將是我任內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醫訊》了。終於,我與復刊以來(但其實遠遠萌發於那之前)的第一個夢想,即更認識時代洪流中的《醫訊》以及那些有血有肉的前輩成員們,稍微靠攏些了。透過微觀個人史與巨觀大歷史的扣連和交錯,透過台大醫學院半個世紀以來的遷變,透過這一批批前仆後繼的青年理想主義者間的參照,其實我們更關切的無非是2012年當下的社會秩序究竟是如何成形,又是否具有朝向更可欲的方向鬆動、翻轉、掙脫的可能。然而,過度著眼於現實之用,反而始終讓我們對歷史躊躇不前,因為每個當下總有更迫切的議題。如果不退開一步讓歷史自己說話,那麼所謂溯源、汲取或吸收,其實也無異於掐著它的脖子讓它「吐實」罷了。而我慢慢才察覺,歷史是禁不起拷問的。我們必須比它的暴虐無度加倍溫柔。

本期主打的《醫訊》(斷代)史主要鎖定兩個時段。其一是在1950年代,不少理想性格的台大醫學院師生涉入「地下黨」、秘密從事組織工作,後來紛紛被捕、判刑,其中幾位前輩便是最早期《醫訊》的先驅。其二則是在1980年代,正當民主化轉型前夕,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鬧事起來,學生運動此起彼落,當時的《醫訊》成員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如果眼尖,你也許會發現: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及八零年代至今,均間隔三十年。一般多謂「三十年一個世代」──儘管我自己並不全然同意如此簡化的說法──我們且生硬地加以套用,便可粗糙地建構三組「《醫訊》世代」的概念。

多位八零年代受訪者皆提及五零前輩的遭遇對他們的衝擊(儘管這段故事受黨國掩蔽而不為人知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我自己(至少在前幾年)則毫不避諱地描繪與八零前輩間某種虛構的「繼受」或「相承」的關係,彷彿史料裡素未謀面這些父母輩的「陌生人」,陡然可以和你勾肩搭背、談天說地那樣──儘管這種初確的認同,更可能是源自於價值的挪用與血統的虛構。然而,直到我們脫離了想像的框限,親身接觸到這些前輩,始能夠賦予千絲萬縷的關係某種(在我看來比較健康的)不偏不倚的定位。就如我在文章所寫: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我們的世代應當設定自己的議程,以自己的步調和手段逼近目標。就此而論,歷史遺緒既非炫學的象徵符碼,也非無關現實痛癢的瑣碎細節,而是來時路徑與今後去路的交叉口,即行動者回顧與前瞻的記憶陣地。

這也是為甚麼本期《醫訊》的第二部分特別著重在本系七個年級之間的對話。如果有人認為(我則持反面意見)為期三十年的兩個世代之間相望,已是面目模糊、難以卒讀了,那麼七年又如何呢?七年,是近到老師講授、共筆所載的知識幾乎毫無出入,是近到杜鵑花節、醫學之夜、醫學營……這些劇碼反覆流轉而僅在少數機遇上迸生出新意義;七年,卻又遠到七年級的你可能對作為新生的你所抱持的初衷早已有所質疑了。寄語他人,難道不是又一次自問與反思?但是,倘若不在路邊稍停,又怎可能不被現實的車流給淹沒?

也許,這便是過去《醫訊》一直未及帶給大家的。新聞議題是很重要,但我們同樣不能沒有歷史、沒有世代感。本期「《醫訊》世代」是一點嘗試,我們還想再做更多,但盼各位支持。

《醫訊》主編  陳宗延 2012.06.08

《台大醫訊》第四刊 「世代」特刊
編輯室手記 2012.06.09
《醫訊》世代
寄語七年

系學會這一年

系學會長卸任感言◎劉政亨

系學會副會長卸任感言◎丁鵬升

醫學校區藝術季  一個天馬行空的開始◎洪明道

醫訊專論:學名「藥」不要?◎蔡承哲

全國醫學生聯合文學獎‧本系得獎作品

評審記錄及得獎名單請詳見醫文獎粉絲頁

[新詩首獎]  乳癌  ◎陳泓任(醫五)

[新詩評審獎] 慢跑者◎陳宗延(醫四)

[散文評審獎] 火車情◎翁梓華(醫三)

[散文佳作]   一畦死水之死 ◎陳宗延

[小說佳作]   住海邊◎陳宗延

醫師勞動

當醫師遇見「鬼來電」◎林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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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三刊】醫師勞動議題特刊:編輯室手記

2012年5月15日 尚無評論

親愛的《醫訊》讀者,

上次和大家見面還是2011年!2012年來了,世界末日(還?)沒有來臨,課業、見習、實習……醫學生們的生活日復一日運轉如昔。或許我們已然對日常生活的每個步驟瞭若指掌,甚至是過於熟悉了,以致於我們經常壓抑住一些偶然迸發的奇想,反而想辦法說服自己:「凡是現實的必定是合理的」。在此不必深究這個命題,不過我們想為各位介紹一群勇於挑戰、勇於將自己的想像力從現實的桎梏中解放的人。「醫勞小組」是由一群特別的醫(學)生組成的團體,他們對實習醫學生遭遇的勞動處境不滿意,也認為實習醫學教育可以有不同的想像。且讓我們聽聽看,所謂工時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有那麼嚴重嗎?職業醫學科的杜宗禮醫師也從專業提出他的觀點。

接著,本期《醫訊》也為各年級同學帶來其他年級發生的新鮮事,從大一負責籌辦杜鵑花節的青澀經驗,以大三到大五為主力的大醫盃各項競技的參賽與獲獎感想,到大七「銀彈」(intern)學長的實習甘苦談。七年,很長,也很短:第一年,當你站在攤位向高中生介紹本系時心裡還微微忐忑不安,恐怕自己講不出甚麼太精采的本系祕辛,甚至遠房親戚向你問起以後要走哪一科,你遠遠看不到自己七年之後的身影;第七年,跟診、查房、值班……有多久你沒有回去總區了?有多久你被困在這座白塔之中?你,還是你,已經不是你。希望《醫訊》貫穿七年的文章,能在你──無論是哪個你──凝望遠景、定睛當下或回望記憶時,帶給你一些身歷其境的感覺。

說到記憶,《醫訊》本期有兩位重量級貴賓來稿!寄生蟲學,是所有經歷過大二下(B98改為大三上)的系友不會忘記的一門課──也許學名早被忘卻,總還記得「重修卵」
;如果連這個都忘了,總不會忘記有過精采的分組表演!在寄生蟲學將與其他學科整併的此夕,我們邀請到人稱「蘇婆婆」,甫於二月退休的蘇郭靄教授,為我們講古談天;以及全醫學院最受歡迎的藍弘旭助教,分享八年助教生涯的點滴。

最後,本刊物的贊助單位(XD),台大醫學系學會,想要更認識讀著這行字的你。會本部及旗下各部在刊末向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也希望對各部業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到幸福的歸宿,找到一條回「家」的路!當然,《醫訊》所屬的文刊部也很需要新血加入。想知道《醫訊》是怎麼編出來的嗎?想和我們一起編刊物嗎?《醫訊》在找你!

201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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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您過勞了嗎?
NTUMed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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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二刊】醫護人員應如何看待愛滋:羅一鈞演講

2011年11月30日 3 則評論

10/18 醫護人員應如何看待愛滋病

[18:00-19:30] 羅一鈞醫師│基醫 103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台大醫院感染科

B84 的羅一鈞學長,與愛滋病的緣分始於東非馬拉威的外交替代役(跟他同梯有連加恩)。儘管在此之前他只當過實習醫師,不過因為當地醫療人力缺乏,因此等於兼任檢驗科主任和內科病房總醫師。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愛滋病患,因為過去大家總是把學生保護得很好,不讓醫學生接觸愛滋病患。但是在馬拉威的醫院病房,因為愛滋患者至少占了六成以上(雨季還有瘧疾,乾季愛滋病患就竄升為九成),因此不可能不接觸愛滋病患;更精確地說,必須被迫成為愛滋病專門醫師。醫院病歷只會註記為免疫很差的人,但這些病友其實就是得了愛滋病;即使是在鄰近的大學向師生募集捐血,25 袋的血,也測出 5 袋為 HIV+。

回到台灣以後擔任內科住院醫師後,羅醫師的第一位愛滋病患經歷了這樣的故事:服完兵役之後抽血,結果是 HIV+,因此決定去兄弟飯店樓上吞藥自殺;但計程車司機很有警覺把他載到仁愛醫院。經過社工師和心理師的諮商輔導,他同意讓父母親知道得病,並且出櫃。雖然發病的時候很嚴重,但服用藥物後至今生活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羅醫師在住院醫師階段面談了上百名病患,台灣大概很少有感染科醫師有機會跟那麼多愛滋病患諮商過。

在雞尾酒療法發明 15 年後,愛滋病成為「一種長命百歲的病」,平均壽命逼近一般人,死亡人數持續下降。在醫療進展下對愛滋病要有重新的認識,甚至只要靠日服一顆藥就可以有效控制和存活,身體狀況不影響就學、工作。截至 2010 年底,台灣愛滋病患累積存活人數共有 17153 人,資深感染科醫師門診一天甚至有 60 人來看診。這也意味著,非感染科的醫護人員將比過去更容易接觸到愛滋病患,但他們的病痛大多與 HIV 無關,比如說:病人想整形、想開刀治療膽結石(拿到膽囊)、車禍需要包紮傷口等。在這次器捐案中,患者早已昏迷,無從得知是否有HIV;而在一般遭遇到的愛滋病患中,知道自己有愛滋的比例約為 70 ~ 80%,並非 100%。

羅醫師接著透過一些情境題與台下學生互動。當病患登門,主動告知自己有 HIV,尚未服藥控制,該做哪些措施來預防?

1. 外科口罩 2. 戴 N95 口罩 3. 戴手套 4. 戴護目鏡 5. 穿隔離衣

羅醫師特別要大家思考:如果自已是病患,看見醫生穿戴著剛剛自已選的裝備看診,會作何感想。羅醫師用專業告訴我們,應該做的預防措施和一般人完全相同,不需要特別加以防護!首先,HIV 可以傳染的體液包括血液、精液和母奶,口水和淚水是不用擔心的;而輕吻、蚊子叮咬、日常社交生活(擁抱、握手、共餐、共用馬桶或電話等)等途徑也都不會傳染。再者,假設病人還處於空窗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或者不願告訴醫師,豈不是防不勝防嗎?何況 HIV 對一般環境中的物理化學條件非常敏感,很快就會死。因此,在一般的門診(如感冒求診),上述五項措施皆不需要(以感染科醫師為例,在感染科門診只會戴自己的近視眼鏡,不會例行配戴護目鏡、手套、口罩、隔離衣)。在牙科門診洗牙,也只需要牙科治療的標準防護措施 (1, 3 & 4),是不管病患有無 HIV 都該做的。以抽血 [1] 而言,更只需要戴手套 (3),原因是針扎風險雖小(暴觸 HIV 後的感染風險,針扎為 3/1000,碰觸黏膜為 9/10000),戳淺一點風險更低;有人建議帶兩層手套,不過也有人說戴兩層手套可能使敏銳度變差,反而更危險。而上手術台開刀,和一般的外科醫師使用的措施也是一致的 (1, 3, 4, & 5)。

羅醫師也反駁了「放射師要求愛滋病患必須戴口罩才能進 X 光室」、「胃鏡室要求愛滋病患等到所有其他患者都檢查完才能作胃鏡」、「牙科要求愛滋病患等到所有其他患者都檢查完才能作檢查治療」等不合理的要求。而愛滋病患被轉到 VIP 診間也是過分的恐慌(除非是需要一對一闢室密談、諮商的隱私需求,羅醫師就很贊成)。總之,防護原則就是:和一般患者一模一樣。這有種除魅的效果,點出了過多的防護措施其實是不必要的。對傳染途徑和病毒特性了然於心後,剩下的就是要誠實面對內心的恐懼。這不是理性層次上的事情,而是情緒上毛毛的感覺。

假設一位實習醫師真的遇到愛滋針扎該怎麼辦呢 [2] ?處理流程的第一步應該是電話撥打疾管局 1922 專線,轉針扎處理專線醫師(目前由台大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輪值),評估如需預防性投藥,會請個案至全台愛滋指定醫院由醫師開立處方。連續服藥 28 天後停藥,追蹤共 6 個月 [3]。投藥可讓感染率降 為 原 先 的 19%( 此 指 zidovudine [AZT, 一種 nucleoside analog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 ],如果使用兩種以上藥物可能讓風險降得更低)。事實上,根據美國 CDC 統計,因為感控措施進步及預防性投藥,在 1999 年後便未曾有醫事人員因職業暴觸而感染 HIV,而台灣則從未有過!

患者是 HIV+ 會影響醫師的醫療決定嗎?有哪些其他的考量呢?首先,愛滋是很困難的病。在內科學教科書中,愛滋不只是章,還是「篇」了;有一拖拉庫相關但平常罕見的病:感冒可以不只是感冒,拉肚子可以不只是腸胃炎,醫生總擔心會誤診。在此,羅醫師提供一個初確的判準:

ˇCD4>200 原則上不用考慮 HIV 相關的疾病

ˇCD4<200  請務必考慮 HIV 相關怪病(或直接轉介)

再者,愛滋病的藥物也很困難,除了感染科,別科都不熟悉;而且每年還有新藥上市(今年台灣至今就多了 3 種新藥)。羅醫師建議:

ˇ 關於藥物交互作用和副作用,可以多上網查詢

ˇ 鼓勵患者聯絡感染科醫師或個案管理師做雙重諮詢

愛滋病的確是一種特殊的疾病,沒有其他病有法律保障,只有愛滋患者有《HIV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其中,條例規定了感染者就醫應向醫事人員告知感染事實;而感染者提供感染事實後,醫事人員及醫事機構不得拒絕提供服務。至於最近很敏感的健保卡加註議題,羅醫師主張:還是希望透過醫病主動溝通以得知病情,因為卡片可被很多人看到,還是缺乏隱私保障。

此外,醫事人員應經過當事人同意及書面或口頭諮詢程序,始得抽血檢查 HIV(輸血、血液製劑、器官移植除外)。關於何時及如何,羅醫師提供了實用的建議:

何時要懷疑 HIV ?

ˇ 典型愛滋發病疾病:肺囊蟲肺炎等(少見!)

ˇ 現在或過去患有性病、結核、帶狀皰疹

ˇ 高風險行為:無套性交、多重性伴侶、男性間性行為

ˇ 年輕男性發燒持續超過一週 [4](正常感冒不會超過一週):可能是 HIV 感染的急性症狀,請詢問性行為

該怎麼談 HIV ?

ˇ 先清場,不要讓家人朋友在場(「我想問些比較隱私的東西,請離開一下」、「你不在意,他不在意,可是我很在意」)

ˇ「因為你有這些症狀,我擔心是免疫力下降,其中可能的原因包括病毒感染。你有聽過 HIV 或愛滋病嗎?」

ˇ「你有沒有檢查過?會不會擔心自己有?」

ˇ「最常見是性行為傳染的,請問你最近一次性行為是什麼時候?那一次有用保險套嗎?對方是男生還是女生?對方是你認識的人?還是陌生人?」

ˇ「看起來你還是有些風險,我可以幫你抽血做愛滋病的檢查嗎?」

ˇ「這個病已經不是絕症了,有很好的藥物可以控制,如果早期診斷出來,壽命幾乎和正常人一樣!」

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行為而非性傾向!而且我們是要 Fight aids, not people with AIDS。而依照羅醫師過去的經驗,每個人都問得出來。

最後羅醫師也提供了他的 email 和部落格〈心之谷〉。相對於高血壓、糖尿病等其他疾病,台灣愛滋衛教的資源很少,也因此羅醫師從幾年前就開始經營部落格,放上對病患、家屬乃至醫事人員和醫學生都非常實用的資訊;據悉台灣八成以上的 HIV 患者都會看!

http://heartvalley.blogspot.com

africadoctor@gmail.com

[1] 有同學問:安全針頭在台灣因為健保支出不給付,是否會選擇不同的針頭?羅醫師表示:目前台大醫院愛滋病房針對確診的愛滋病患都會使用安全的雙向互通橡膠塞,以取代一般靜脈留置針的封閉式橡膠塞,這種特殊橡膠塞可直接無針式的與針筒或點滴管相連,減少用針的機會。其他病房或科部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愛滋病房索取。

[2] 病患如果空窗期或不曉得自己是否感染怎麼辦?要先取得病患(或代理人,如果病患昏迷)同意再去驗血。另外就是請感染科醫師就針扎情況評估風險。總之,發生針扎就可以打專線。此外,有同學問:很多人會擠出血液、用優碘消毒。羅醫師表示,這是流傳很久的常見措施,對細菌有效,但沒有明確證據支持這樣對HIV有效,所以基本上是為了求心安,雖然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並不必要。

[3] 此外,如果投藥當中再度被針扎,病毒不會存活;投藥結束後又被針扎,則需要重新投藥。

[4] 女性呢?如果是在非洲就會列入考慮(以異性傳染為主),但在台灣就較不會。此為流行病學的風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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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二刊】被專業包裝的恐懼──從器捐事件出發 ◎高世軒

2011年11月30日 尚無評論

感染者器官捐贈事件爆發至今約兩月,衛生署主導之「檢討報告」已經出爐,醫改會亦表示因為報告內容之不全面與粗陋,不願意予以背書;事件似乎已經逐漸轉移至對於捐贈整體制度與流程漸趨細密之檢視與批判,而筆者亦樂見在這過程後器官捐贈之安全能更與加強與確保。然筆者此次投書不擬對此重複討論,而希望將焦點集中於先前喧騰一時,但日後討論轉趨沉寂之「健保卡強制註記 HIV+」──先前各界賢達、眾多關心相關問題之民間團體與個人,包含筆者,對於實施註記之正當性、效益、合憲性等有非常多討論與澄清,筆者亦不擬老調重彈。筆者希望批判的是,在這串討論過程中,相關從業人員與學生對愛滋之恐懼與偏見,透過所在之「位置」與「專業」而包裝,做出評論甚而決策──即使這兩者放在其所信奉之醫學知識體系下以邏輯檢視是矛盾的。

筆者先前在網路上與人爭論「健保卡是否得強制註記 HIV+」時,提出一個疑問:「根據現行的(醫學、公衛)觀點,諸如 B 肝、梅毒、C 肝等性病 [1] 之傳染力較 HIV 高出甚多。如果現行之一般醫療防護措施足以防止上述疾病在醫療過程中,傳染至醫療從業人員,且多數醫院及診所宣稱自己可以做到感染控管,那麼,對於 HIV+ 要求更多的防護措施、要求健保卡註記,甚至拒診 [2] 是否是必要的?」

筆者得到其中一個回答是:「在你拿 B C 肝作類比時,你可以去做個調查,在 3種疾病無法避免的時候,願意得愛滋的比率是多少?或許問問你自己就行了,就是有恐懼,大部分的人類才能平平安安活到現在,面對 HIV+ 需要更周全的防護措施,你是質疑這個正當性嘛?」(原文為四行推文,部分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是筆者聽過最誠實的回答了,然而這也是在筆者花了三篇文章論述,根據我上面的疑問推導出拒診及過度防護(包含健保卡加註)之無意義,以及感染者所受之拒診經驗及身分曝光 [3],在在真實並非虛妄之後,才引出的更為深層的真實心理(姑且不論「無法避免」此假設是否成立)。其餘諸如馬偕副院長施壽全、長庚醫學院林萍章,不斷以「專業」包裝其支持健保卡註記,以及一群恐慌的醫護人員以「國內這麼多法定傳染疾病都有標註」[4]、「維護其工作安全」為由所開啟之連署與抗議,反映出愛滋病在醫護從業人員中帶來之恐慌是如此巨大。

這些恐懼是真實存在的,切實體驗在這些發言當中。然而,這些恐懼所針對的,愛滋傳染的風險是真實的嗎?而這些防護措施真的能有效保障其安全嗎?除了筆者先前的提問,這次當事的器官移植團隊、台大成大兩院及其他院所之感染科團隊,在要求健保卡註記之聲浪中保持的沉默(他們應該是最了解且最切身面臨到,所謂的「感染風險」的一群人了),甚至明確表達的反對,也值得注意。

然而,這些恐懼是怎麼建築起來的?

顯然不是根源於醫學知識:筆者無意否定這些醫療從業人員所受之專業訓練與經驗;然而,與前揭醫療團隊之沉默以及筆者之提問兩 下, 出「 知識或專業未必能保障任何人免於恐懼」。而更為可怖的是,這些恐懼,不但不能帶來合宜的決斷(擁有恐懼,並無法證成非常措施之正當性),甚至這些恐懼,除了在筆者所受到之回答外(這份回答好歹承認「因為恐懼以及不願意得愛滋,所以要有更周全的措施」),皆以「專業」、「經驗」包裝成論述,占有了話語權,甚至以「民間團體不知醫療從業人員之風險在說風涼話」等建築起防衛、意圖呼喚行業之共同體意識以求共抵外侮──

即使前揭的醫療團隊保持沉默,即使醫學專業知識告訴我們 HIV 之傳染力遠弱於 B C 肝梅毒,即使醫療專業知識明確表示並沒有有效治癒 B C 肝之方法 [5],即使醫療專業知識明確表示 B C 肝在不佳之作息下導致之猛爆性肝炎與肝硬化奪去人命無數醫療無力挽回,前者甚至在短短一兩天之內即能致死。

如果不是透過知識、專業或經驗,那會是透過什麼東西建築起恐懼?對於感染後可能影響生涯的擔憂?國家長久以來實施的恐懼教育?愛滋污名、隱喻與歧視?或許都有,或許是交錯的,或許都不是,或許不只有這些。筆者無力(不論就個人論述能力,或者是《醫訊》編輯群願意給予的篇幅)解答這個問題。然而,這些恐懼因為醫療從業人員的地位以及其所帶來的專業感而非前揭討論專業的實質,被包裝、昇華變成「專業」的決斷,甚而有影響醫療政策之可能,這無異於詐騙:

當所有社會中的個人讓渡自身的權力(身體自主權、人格權,甚而更進一步之人身自由)予以這些專業人士,出現權力不對等之事實,以求交換其安居樂業不受疾病剝奪其生命之可能,締結契約與誓言(醫師誓詞或許是最明顯的隱喻之一),而這些專業人士卻以非專業知識體系內自洽之結論給予建議與處方,甚而以依其恐懼恣意行使治理之實,無法有效達成前述交換之條件甚至過度侵害其權,而這些專業人士仍宣稱其擁有達成契約之專業,這不是詐騙是什麼呢?

而恐懼本身是否足以證成決斷之正當性呢?在此不證自明。

當然,這個圖像或許不符合事實,甚至從生的治理、人口的集體控管之角度,疾病無論如何需要被排除,道德(無論是性道德還是其他)需要被建置作為治理之規範,而規範需要靠被摒棄奪權之人而得以樹立,而在此醫學專業人士之角度不純如前述,而更是治理之一環,成為治理的工具之一,僅僅是工具,無論治理是靠實現偏見與人口排除而達致。在此,專業人士的恐懼即是對身體控制之規範之體現,且因為專業人士的位置得以貫徹──無論是忽視知識體系上內隱之不自洽遂行控制,或是修改、創造知識體系以強固知識─權力之螺旋關係。

然而我們真的願意如此心甘情願肯認上述事實並服從嗎?

如果把筆者現在過度擴張的論述收斂回「知識或專業未必能保障任何人免於恐懼」以及「恐懼是否可以證成做決斷之正當性」這兩個議題,兩者皆是在專業訓練體系中未嘗提示過的:無論是從個人讓渡權力時醫療專業所負之對應責任而言,或從抵抗僅僅做為生的治理的工具做論證都是。這些事情是未嘗提示過的:如何分辨專業與包裝過的恐懼?不,甚至其存在都未曾被發覺過:在做決斷的時候總有些時候知識和專業不是唯一依憑的,恐懼、歧視、權力運作更是主角;或者,而在這綿密的體系下我們不過是遂行治理的工具──這兩件事情都在說:我們從來不如我們想像的一般如此清醒自主。而這件事實帶來的一個可能教訓是:面對我們無力自主清醒之時,嚷嚷似乎不是第一要務。

或者根本就不用如此複雜化:如果這些依照恐懼而實現措施是實現了歧視的手段,那我們是否該實施?筆者的答案是不能。筆者期待,在透過上述雜蕪的論證,把專業包裝恐懼的過程披露後,各方能誠實面對接下來的問題:那我們要怎麼免於恐懼?如何下決斷?或至少,不受此等恐懼─「專業」的複合體所欺瞞?筆者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肯定的答案,但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問題是要肯認這種包裝:恐懼為基底、冷靜專業為表象,而發覺這種包裝之後的拒斥,為的是人的尊嚴,免於被欺瞞,免於詐騙,免於永遠被動地成為治理的白手套。剩下的,在認知到自己是如此無力,但又可以做出些什麼抵抗時再去追尋。

(作者為生命科學系四年級學生)

[1] WHO 之分類,因這三種疾病與 HIV 之傳染途徑相同

[2] 討論「法律禁止拒診」或是「我沒聽說過有醫療人員拒診」是沒意義的。根據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所進行之調查,25-44% 之感染者權益侵害事件即為醫療拒診;醫療拒診並不是只有「因為你是感染者所以我不願意為你看診」這種明顯的表達形式而已,諸如將患者排到最後的看診順位,而後表示「我今天手脫臼了無法為你看診」,或是「我們雖然是(愛滋治療)指定醫院但是設備不足,請你去台大等醫學中心看診」等案例數不勝數。

[3] 曝光部分,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本人亦明確承認這點,表示「不可能管住醫護人員的嘴巴」

[4] 然而筆者經與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確認,加上本人之就醫經驗,此點並非事實。針對 HIV+ 之註記處置,疾管局在器官捐贈事件爆發前幾個月發出之公文表示,醫院可以在健保卡上註記 HIV+,然患者得以拒絕,且如果患者拒絕登記,醫療人員得從其意願不得註記

[5] 頂多祈求外加之干擾素在肝炎時,能呼召體內免疫系統幫助清除病毒,看運氣好能不能成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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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二刊】健保卡註記重大傳染病 為何?如何?◎林杏青

2011年11月30日 尚無評論

近來台大愛滋器捐一案,引發社會討論是否應在健保卡上註記「AIDS 或 HIV(+)」等意見。一方面有人權團體指出,將 AIDS 病患註記或在健保卡加註 HIV 陽性,侵害到個人隱私、有可能造成醫療人員將後天免疫不全病患拒診、或資料外流引發更多社會問題;一方面醫護同仁中有不少比例支持註記,認為唯有了解病患完整狀況,才能給予病患最好的治療,同時也提醒醫護人員留意保障醫護人員健康。

在討論支持與否的態度之前,回顧現況,即會發現台灣當前社會將 AIDS 獨立於其他法定傳染病、血液及性行為傳染病看待。以病房日常事務而言,同為血液及性行為傳染病源的 HBV、HCV、梅毒,可以抽血直接檢驗,和常規檢驗白血球數量或電解質並無不同。在檢驗 HIV 時,需要病患額外的同意(實務上會讓病患簽另一張同意書)。按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醫事人員除因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緊急輸血)外,應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始得抽取當事人血液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即便抽血的目的是因為在醫療行為中意外遭受針扎,也必須要經患者再同意,才能抽血檢驗是否有感染源及其種類。

台 灣 住 院 病 人 中 HBsAg(+) 為 16.7%、anti-HCV(+)12.7%、anti-HIV(+)0.8%; 針 扎 後B 型肝炎的感染率約為 6-40%,C 型肝炎為0-10%,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則為 0.3-0.5%。且 HBV 目前已有預防疫苗;HIV 可在針扎後及時投以抗病毒藥物預防,不幸得病可以以雞尾酒療法控制,目前國內尚無醫療人員因單扎針感染;HCV 卻沒有疫苗、沒有早期預防藥物, 且 75-85% 會 罹 患 慢 性 肝 炎, 其 中10-20% 會 cirrhosis,這些人的五年存活率只有五成。

雖然所有的醫療行為都需要經過知情同意,但和傳染力更高的 HBV 以及 HCV、接觸後沒有藥物可以第一時間預防感染的 HCV 相較起來,HIV 反而獨特的受到更「高規格」對待,而如此獨立的對待,反映的不是醫學上的危險與否,而是複雜的社會因素。

理論上,具充分知識的醫護人員在理性上更該害怕的反而是 HCV,似乎並未聽聞病患因為感染 HCV 而遭拒診。認為醫療人員會因為知道病患是 HIV(+) 或是 AIDS 而拒診病患,是否是一種多慮?且依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十三條以及十四條,醫護人員不得拒診、不得洩密(洩密同時也違反醫事法),若違反依 照 二 十 三 條 處 罰。 依 照 十 二 條, 感 染 者不得隱匿病情,違反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但隱匿已遭感染之事實若不透過病患同意驗血根本無從查証。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愛滋病毒感染者之追蹤及治療委託研究成果報告》:病患只有不到一半會告知家人,不足四分之一告知性伴侶。病患對醫護人員盡告知義務的比例恐怕更低。至於明知為愛滋感染高危險族群,捐血致他人感染,最高可處十二年有期徒刑,但卻因因果關係難認定,迄今未成功開罰。在普遍過勞環境下,台灣醫護人員的針扎比率頗高。根據《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 院總第 1353 號 / 委員提案第 10350 號》指出:台灣每百位醫療人員,年針扎率為 4.5 次 / 年。每年針扎數大約8 千次(因通報率低,故此數值為低估),1,168次針扎來自 B 型肝炎帶原病人、1 千 2 百次是C 型肝炎、2 百次是梅毒、59 次針扎是愛滋病病人所使用過的銳物扎傷。統計上而言,每年將因此導致 26 位感染 B 肝、17 位感染 C 肝,每九年一位感染 HIV。

有人提到「應該將所有病患的血液都當作血液感染疾病」、「一視同仁小心看待」、「如果對其中一者特別小心,即是對其他者特別不小心」這絕對是醫護人員應該在執行業務時要求自己的標準;但在風險管理上,註記疾病仍值得討論是否適合?如何做?是否可行?的議題。若非如此,社會上就不需要「高壓電小心」、「天雨路滑」等警語,而是要求行人本不該亂碰物品、走路本該留意路況了。

筆者傾向認為輕率對單一疾病訂定獨特的保護性或是註記等相關條款,都無異於歧視,且更凸顯社會當前並沒有將 AIDS 患者如同 B 型、C 型肝炎患者般一視同仁的本質。是否針對所有血液及性行為傳染病、所有法定傳染病等,都應該有甚麼樣的制度讓醫護同仁更清楚了解患者的情形呢?

筆者認為:相較於直接在健保卡上加註單一疾病;若電子系統中,能只讓因執行業務所需的醫護人員了解所有重大傳染疾病患的病況,同時顧及隱私以及為病患、醫護、大眾生命健康把關;從公衛角度而言可以減少疾病擴散,也可避免為顧及隱私,在資訊無法透明的情形下造成延遲、重複診斷浪費健保資源。

(作者為醫學系六年級學生)

參考資料:

Sheng-Miauh Huang et al, A Study of Sharp Injury among Nurses in a Hospital Setting Infect Control J 2004;14:86-91

蕭淑銖 et al, 台灣醫療人員的針扎問題 , 臺灣醫界 , 53 卷 6 期 (2010/06), 28-28

蕭淑銖 et al,  針扎與血液體液暴觸監控成效 ,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 18 卷 4 期(2010/12), 430-441

涂醒哲 et al,《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 院總第 1353 號 / 委員提案第 10350 號》

涂醒哲 et al,《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愛滋病毒感染者之追蹤及治療委託研究成果報告

Stephen L. Chen et a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Infection, Int J Med Sci. 2006; 3(2):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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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二刊】柯文哲成了下台階◎劉介修

2011年11月30日 尚無評論

台大醫院誤植愛滋器官案,衛生署在完成調查報告中認定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有疏失,應移付台北市衛生局懲戒,面臨停業、吊銷執照的懲罰。這項決議連參與調查報告的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都不願意背書,日前柯醫師受訪時表示:「大家都怕下台,那我就成為他們的台階好了。」

愛滋器官誤植事件發生至今,探究問題的方向始終圍繞著這起事件究竟是個別的人為疏失,還是系統性流程的設計瑕疵?將問題丟給個人疏失時,究竟是誰的問題?而如果是系統性流程設計的問題時,那又是誰應該負責?就這些問題,台大醫院、衛生署或者移植團隊之間,丟來丟去,搞得民眾愈來愈怒氣難消,看來不找個人出來當代罪羔羊,實在難平眾怒,重拾民眾信心。

那麼,為什麼找上柯文哲?柯文哲醫師是台灣重症加護醫學領域的權威,許多人因而稱其是「葉克膜醫師」。過去對於醫療事件總是有話直說,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這次台大醫院誤植愛滋器官事件中,表面上柯醫師是器官移植小組的召集人,團隊出現嚴重疏失,理應負責。不過要柯文哲負責到底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也許更大於實質和對等的責任。

把問題丟給個人的疏失,似乎是最便宜行事的做法。如此一來,問題變得很簡單,制度設計沒有問題,自然也不會把(下台的)壓力不斷地向上延伸,只要把第一線處理事務的協調醫護人員教訓一番,或者全部換掉,問題就能解決,以後便不會發生。然而,幾乎所有人都不認為事情只是這樣,只能這樣。整個器官移植過程牽涉一連串的環節,各個環節都牽涉了繁複的流程設計,而制度設計的目的正是要防範造成嚴重後果的個人疏失。

顯而易見的,移植過程的重大疏失,實在很難歸咎於單一的個人,其牽涉了整個流程的設計,還有確實執行的狀況。諷刺的是,台大醫院每隔幾年便生出一堆文書資料,洋洋灑灑地說明其維護醫療品質的作為,總是在醫院評鑑中順利過關。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家百年老店,甚至還在不久之前,通過了 JCI 國際醫院評鑑,自鳴得意地大肆貼金。愛滋器官誤植事件所透露的,也許不只是單一、個別醫療行為流程的設計問題,也凸顯出醫療品質改善措施流於文書化、形式化的危機。換句話說,浪費了一堆紙張,花了醫護人員大量時間的文書作業,無助於實際醫

療行為和實質醫療品質的增進,可能只是白忙一場的公眾表演和自我欺騙。

器官移植牽涉了不同醫院體系之間的串接,除了各醫院之間第一線的協調與合作之外,衛生署作為主管機關,絕對難辭其咎。不過很遺憾地,至少目前為止,衛生署對於這次愛滋器官誤植事件,除了找齊各路人馬完成調查報告,以及猛烈砲火猛打台大醫院之外,實在很難讓人看出衛生署在應有的職責上,展開哪些自我提昇的作為。衛生署除了透過醫院評鑑,一手拿蘿蔔,一手拿長鞭之外,難道對於衛生醫療事務的協調,不能有點更積極、更完整的規劃嗎?

愛滋器官誤植是台灣重大的醫療疏失,甚至引起國際醫療衛生領域的關注。而這起事件不該只是一場互踢皮球找下台階的角力,或者繼續深陷文書化、形式化的醫療品質改善作為的自我欺騙。它除了牽涉個別醫院的醫療流程規劃與執行,同時也暴露出衛生主管機關長期以來,缺乏對衛生醫療事務協調上的消極卸責心態。

作者現為台大家醫科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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