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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四刊】淺談性別友善醫療

2015年6月26日 尚無評論

受訪/徐志雲醫師;訪問、整理/Med01郭昱廷、Med01游雅涵

受訪者/徐志雲醫師
1982年生,金門人
台大醫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研修醫師、成人精神科同志諮詢門診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
Email
:cloudy7125@gmail.com

醫院中的觀察

性別議題的範圍很廣,同志是其中的一環,同志包括LGBTI(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陰陽人)等,在醫療環境中會遭遇許多不同的狀況。舉一個較常見的例子,男同志在醫療上常會遇到與HIV相關的成見,像是男性病患若有關係極好的男性友人探訪,或其衣著打扮、行為舉止被認為是同志,就有可能在護理站聽到醫護人員對其病患的竊竊私語。這些「竊竊私語」常與醫療無關,也帶有窺奇的態度;更進一步者,醫護人員在懷疑該病患為同性戀後,又常直接聯想其為HIV的高危險群。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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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三刊】大彙集!淺談22國急診概況

2014年11月28日 尚無評論

撰稿/med98 金寧煊

急診專科遲至1970年代才誕生,如今醫療長足進展,世界各國也不 斷地修正,以面對全新的挑戰。筆者試親身參訪、收集期刊論文、新 聞資料與各國醫學生的訪問,盡可 能呈現以下22國家/地區的急診概況與讀者分享。

中國:世界最大醫院[1-4]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急診部擁有醫師85名,護理師和護工共242名,每年吞吐超過17萬人次。粗分為普通診斷區、觀察區、次級搶救區、 一級搶救區與急診加護病房。如同 中國多數醫院,華西採「四級預檢 分診」作檢傷分類。然而,大部分 人很不配合病史詢問和檢查,對指 引也漫不在乎。另一件特別的是, 因資源有限,除真正危急的病患, 醫師在確認家屬付款後才會施救。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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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三刊】急診×生涯規劃──專訪翁德怡老師

2014年11月28日 尚無評論

受訪者/翁德怡老師;訪問、整理/med01 郭昱廷、游雅涵

擔架被火速地推進急診大廳內進行檢傷,在一旁的候診區與走廊擠滿正在等待的傷患與家屬,一張又一張滿載疲倦與憂慮的臉龐顧盼著。急診如戰 場,這正是我們對急診的第一印象,而在台大醫院中,急診科往往是少數未 能招滿住院醫師的科別,則是大家以往的刻板印象。然而這次訪問到急診科 醫師——翁德怡老師,在訪談的過程中卻推翻了許多我們原先對於從事急診科的認知與想像,而在此我們也記錄下老師所分享的內容,提供大家未來選 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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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三刊】急急復急急──急診與急難醫學的大小事

2014年11月28日 尚無評論

受訪者/宋政晏先生;訪問、整理/med02 林自強

宋政晏宋大哥。

《醫訊》這次有幸訪問台大醫院的資深 EMT,宋政晏宋大哥。宋大哥本人也是 DMAT(臺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種子教官。在訪問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宋大哥對 EMT 工作的投入、熱忱以及期望,令筆者對身處第一線救人無數的 EMT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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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三刊】急診進「急診」

2014年11月28日 尚無評論

撰文 /med00 徐仁佑

什麼是急診?「當然就是緊急的時候,可以看的門診啦!」這是很多人的直覺想法。在有健保的現在,就醫容易,大小病症通通送到急診來。急診病人多,但是相對應的資源夠嗎?有醫院急診病患太多,醫院只能安排在地上先做緊急處置;病床難求,只好先將病人固定在輪椅上先治療;人力不足,溝通不良,造成急診室暴力的問題也漸漸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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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專訪葛謹:兩個拒絕,一個不要!論醫事審議制度

2012年11月2日 尚無評論

訪談、撰稿/金寧煊

受訪者:葛謹老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臨床毒物科醫師、臺北醫法論壇聯絡人。著有《臺灣醫師制度與醫療糾紛案例評釋》。2005年驚見5位同學無辜被判刑,不但烙上「殺人犯」印記,還加上鉅額民事賠償。在「正當法律行為」與「犯罪行為」間沒有清楚界線,移送醫師刑事懲罰之程序又不嚴謹(要達到嚴格證明而非任意證明,更非自由心證而已)……震驚之餘只好潛心研究醫事法律及比較英國相關制度。

※何謂醫事審議?

1987年醫療法實施以後,法院在審理醫療糾紛案件時,因不具備醫學相關知識,須依賴衛生署下設的醫事審議委員會作鑑定,以探尋證據及認定疏失。先由檢察官蒐集病歷和護理紀錄,遞交醫審會,醫審會再將該全套卷證分予二個不同醫院(醫師)分別審閱並撰寫初審意見,接著先後至衛生署口頭報告。遇兩邊意見不一致時,則由醫審會內部的審查委員(較高階層的醫師)定奪。作成鑑定報告後,再由鑑定人向法官報告並接受法官詰問。該審議內容列為機密而不公布。

※醫事審議三大災難?

一、誘導詰問

乃詰問者對受詰問之供述者暗示其所希望之供述內容,而於「問話中含有答話」之詰問方式,依刑事訴訟法第166-1條第三項原則上禁止。1舉99年醫上字2號判決為例,法官詢問鑑定人:「有無較高壓氧治療更好之醫療方式?若有喉嚨潰瘍情形,是否適宜進行高壓氧治療?被告就此有無注意義務?被告就該死亡原因有無明顯過失?」顯有引導鑑定人順勢而答,附和其詞之弊。2

二、假設性問題

「假如該病人早三分鐘進行心肺復甦術,是否可延長其壽命?」、「假如該院有良好的心臟外科團隊協助,是否可避免病人死亡?」答案是模稜兩可的。原告律師或檢察官的問題裡可能包含所有「假設性的事實」,鑑定人再依據這些事實對法官陳述他的專家意見,十有八九會被法官採納,充作這些「事實」存在的直接證據3

三、以結果論斷過程

醫事審議係事後審查,與事前審查不同,應相當尊重醫師作決策當時的裁量權4。同一個問題可能有A、B兩種解決辦法,若在決策當時皆屬可行,則不應因醫師採取A辦法致預期外的結果,就事後諸葛地否定該醫師的決策。醫審委員常容易採取CPC5的標準當作犯罪標準;醫學評論當作醫事鑑定,易使法院誤認確有醫療疏失而為醫師敗訴之判決,這就是「醫醫相害」。6

若要醫界安心執業,應維護醫師尊嚴,醫事審議制度必須立即改革。改革之前,醫界初審委員應該覺醒,拒絕誘導詰問與假設性問題、避免以結果論斷過程,是謂「兩個拒絕、一個不要」

※英國怎麼做?

為了推行公醫制度,政府須和醫師公會妥協,因此後者享有很大的裁判權。醫師雖屬於公務員,卻具相當程度的自主性;GMC7的保障就是政府對醫界尊嚴的承諾。當醫療處置爭議發生時,GMC率先介入,以六個面向評估:fitness(適任)、health(醫師健康程度)、complaints(醫療申訴)、safety(醫院安全)、ethical(醫學倫理)和legal(醫事法律)。也就是說,對醫糾的處理採「行政優先」,可能是對犯錯醫師施以再教育、命其道歉、廢止執照或終身停業的行政懲戒。亦有可能走上法律途徑,但若GMC認為未達到serious professional misconduct時,則不可進入刑事訴訟。即便進入刑事訴訟,判刑機率仍低,一方面對整體醫療環境無幫助;二方面常無直接證據,使構成要件不該當。另外,GMC審理的過程須公開,網路上便可點閱,當事人醫師可作對質攻防、可聘小律師協助。

※臺灣如何可以更好?

一、確立「過失」概念

我國法院固守「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這般不明確的說法,應效法英國,依四項要點逐一審理:有無照顧責任(duty of care)、有無違反照顧義務(breach of standard of care)、損害與過失有無因果關係(causality)、損害之事實(damage)。細言之,僅被諮詢而未in charge的醫師,無照顧責任;依醫療常規,在眾多皆適用的方法中選取一種的醫師,無違反照顧義務;因果關係認定需依刑訴第154條以下採嚴格標準。只要以上四要點有一項不符,便認定被告無過失。過失概念的確立亦有助於無過失補償制度的推動。

二、審查細緻化

醫審會係據醫療法第八章而設,但未明文規定公開審查,故醫事鑑定常秘密進行,被告醫師除不能參與審理過程外,亦無法在庭上與鑑定人對質詰問。應仿效英國公開選任鑑定人之原則、公開審理、公開鑑定報告,甚至仿公訴檢察官制度不受被告反訴之意旨,設置公訴鑑定人在庭上對質,避免冤抑。8

另外,應尊重醫藥業之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對被告醫師的判斷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較寬鬆的審查標準)。對於各種影像檢查結果如X光片之事後判讀,應仿「真人列隊指認」程序,不得以單一圖片提供指認、不得對鑑定人進行誘導或暗示等,使鑑定人能無先見地,將心比心討論事實。9

※注釋

1. 參考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89號刑事判決。

2. 參考「葛謹:誘導詰問──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醫上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評釋」。臺灣醫界2012;55:446-450.

3. 參考「Francis L. Wellman著/周幸、陳意文譯:交叉詢問的藝術」。商周1999:100-101。

4. 參考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01239號。

5.臨床病理討論會(Clinical Pathological Conference, CPC)基本上先由臨床醫師分析死者之病症與診斷,然後公開討論,自病因、診斷、合併症、治療與死因,無所不及,最後由病理醫師報告解剖結果,應該為何種疾病,再討論治療是否適當的學習過程。係以促進醫學的相互激盪進而生醫學進步為宗旨的討論,不追究責任,故採最高標準避免錯誤。請參考「葉曙:病理卅三年」。臺北市,傳記文學;1982年3月:228頁。

6. 參考「王資竣:醫醫相害-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醫上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榮總學訊2012;183(7月):28-31.

7. 醫療執行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由12位醫療委員與12位非醫療委員組成。藉由適當之執業標準,保護、提升並維持公眾之衛生與安全。

8. 參考「葛謹:共同糾正歷史錯誤──不要再糊塗下去」。臺灣醫界2012;55:50-52.

9. 參考「蔡志奇、葛謹:列隊指認程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醫字第66號民事判決讀後心得」。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12;56-5: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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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醫療糾紛處理的當前爭議

2012年11月2日 1 則評論

作者:陳聰富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合聘教授

一、序說

由於醫療糾紛頻傳,醫病關係隨之惡化,在醫界五大皆空的衝擊下,醫師執業生態丕變,廣大民眾就醫權益受損。病患無法就醫,醫學生不願執行高危險科別,在過去一年內,逐漸引起社會重視,在立法院、衛生署、法務部、監察院、甚至總統府,接連舉辦一系列公聽會、諮詢會、調查會、說明會等,試圖藉由醫學界、法學界、病患團體等各類意見,匯集、擬定可行的對策方案。在這些對策中,有三項制度引起廣泛討論:不責難補償制度、強制調解制度及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二、不責難補償制度

不責難補償制度,學習自瑞典的病人賠償保險制度,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藉由無過失補償的精神,只須病患傷亡與醫療行為具有因果關係,且在醫療上可以避免的損害,無論醫師是否具有過失,均由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交之保險費予以補償,以減少醫療訴訟案件。

在我國,衛生署討論中的「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以下稱「本草案」),設置醫療事故補償基金,由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交一定費用及政府預算等作為基金來源,以補償醫療事故引起的傷亡結果。此項補償制度的主要爭議在於健保費及醫療機構(含醫事人員)之繳費,是否需作為基金來源。由於健保局及醫療機構實際上作為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對於醫療事故發生,具有一定影響力,以健保費及醫療機構之繳費作為基金來源,具有合理性。

無過失補償制度的另一項爭議為,如何適度劃定補償範圍,將來自於病人本身疾病導致的自然傷亡,排除於補償範圍之外,使天災地變型的醫療傷亡事故,不受補償,避免所有病人死亡,均可獲得補償,而使補償制度成為「人壽保險」制度。

三、醫療強制調解制度

我國各縣市政府目前雖進行醫療爭議調處,但效果不彰,病人在發生醫療糾紛時,仍然提出民刑事訴訟,尋求解決紛爭。為減少醫療訴訟案件,本草案擬採取強制調解制度,在病患提起民刑事訴訟前,必須先由縣市主管機關設置的醫事爭議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在調解成立時,即不得進行訴訟程序。

對此醫療強制調解制度,法務部主張強制調解程序應於民眾提起民刑事訴訟之後進行,始可避免人民訴訟權之侵害。換言之,法務部不反對醫療強制調解制度,但反對調解前置主義,將調解作為人民提起訴訟程序的前提要件。

然而,採取醫療強制調解前置主義,病人仍得於調解程序中,表示不同意調解結果,亦得直接拒絕到場,而終結調解程序,進而提起訴訟,對於人民訴訟權並無妨礙,因此法務部的反對意見,並非可採。

四、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在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的修法過程,病患團體主要反對意見,在於憂慮減輕醫事人員刑事責任後,無法懲罰或嚇阻醫師的不法行為,可能導致醫師執業的疏失案件增加,不利於病患。

實則,在醫療事故發生時,病人所在意者,經常為「追求真相」及「尋求賠償」,至於課與醫師刑事責任,並非重點。病人提出醫療刑事訴訟,無非基於「以刑逼民」的錯誤觀念,希望利用檢察官收集證據,並以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方式,節省訴訟費用。

然而,以刑事訴訟方式追求醫療事故的真相,不僅違反比例原則,且醫師為避免刑責而刻意隱瞞事實,將使距離真相,更為遙遠。再者,以刑事訴訟方式達到尋求損害賠償之目的,更是緣木求魚。因為刑事責任對於過失的認定比民事責任嚴格,在刑事責任難以成立的情形下,民事損害因此無法獲得賠償,顯然不利於病患。

縱使認為病患有意以刑事責任給予醫師懲罰及嚇阻作用,在法院實務上,亦非可行。通常在病患與醫事人員進行數年的刑事訴訟後,極大多數醫事人員係以無罪判決確定,縱使極少數案件為有罪判決,亦均判決醫師緩刑或易科罰金,鮮少醫師坐牢之案例。對於醫師,僅造成多年的精神壓力,而無法專心照顧病人;對於病患,此種「無效訴訟」,亦無益處,反而有害。蓋刑事判決無罪,在民事求償上,幾乎確定為敗訴。

五、結論

醫療糾紛之原因分歧,法律制度上必須設計一項醫師與病患雙贏的制度。醫療糾紛,不宜以刑事訴訟解決,而應以民事調解方式,使醫療事故之真相大白、病患獲得應有之賠償,始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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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淺談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2012年11月2日 尚無評論

醫學四 陳成曄

  在探討「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的場景中,常同時被提出的口號還有如醫療行為除罪化、去刑化等,所以在深入討論以前,要先界定「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具體為何,避免混淆。目前所謂「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大體上指增訂醫療法第82條之一,規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負刑事責任,而所謂重大過失,則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為。白話而言,這樣改制是希望在刑事上醫師不會因有過失即為不法,而將標準提高為重大過失。

  從法院實務看來,臺灣醫師受刑事起訴的比率雖然遠較外國為高,但相較於國內其他業務過失案件,醫師的定罪率卻相對低。這似乎顯示在業務過失認定上,醫療刑事糾紛實務上早已採用重大過失標準,那增訂醫療法第82條之一是否還會造成實質上的醫療環境改善,不無疑問。再者,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和偏離醫療常規,其實還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內涵和標準模糊依舊,對於法官在做裁判時是否真的有影響,也頗令人質疑。尤其偏離醫療常規,更是病人在訴訟上常用武器,原告以醫學中心、學會或文獻回顧的臨床準則反噬醫師的狀況時有耳聞,這是否作法自斃,亦值得擔憂。較好的做法,或許是強調醫師專業裁量權,立法使醫療決斷原則上不受司法審查,排除病人對診斷治療事後諸葛的爭議類型,避免醫師純粹因疾病的複雜、困難和醫療上高度不確定性而須接受司法審查。

  追本溯源,病人以刑逼民到底所為何來,更是急需釐清的關鍵。不少人誤以為病人所以採用刑事訴訟是為了以刑逼民,省錢省事求賠償,因此提出無過失補償制度,這或許是部分病人的動機;但多數病友團體說法和此大相逕庭,以病人或家屬的觀點,採取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證據保全。多數醫療過程的證據取得對病人而言並非容易,如果採取民事訴訟程序,在辯論主義下,證據蒐集的責任在己,法院原則上不介入。顯而易見的,醫病兩造間證據取得的能力有高度落差,若不藉由檢調系統介入偵查,病人無論是在刑事還是民事訴訟上都毫無機會證明醫師有過失或重大過失,更無從了解醫療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解決醫療刑事訴訟的氾濫,應當對症下藥,如果無法在證據保全和事實調查上提供病人或病人家屬更好的制度,要自認為不明不白受害的一方放棄追究真相,恐怕是緣木求魚。與其推動「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或許呼籲衛生署積極建立民眾對訴訟外調解或仲裁制度的信心,並建立行政上證據保全制度,明文化前述醫師專業裁量權之法理,整體而言,強調醫病的武器平等、訴訟外糾紛處理和醫師的專業裁量保護,才是改善臺灣醫療環境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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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醫療行為除罪化之我見

2012年11月1日 尚無評論

作者:胡瑞恆 老師

臺大醫院醫療事務室主任、專任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專任教授

最近屢見醫療事件上新聞媒體,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啼者為醫病關係敗壞至此,大家仍不思改善之道,只說八股甚至火上加油。殊不知醫者乃人生大事,不論生老病死均有醫病關係存在,此關係之敗壞,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會受到不利之影響。笑者為知識份子之自以為是,實則無知至極。人民無知倒也罷了,號稱學者專家、記者名嘴、行政首長者不能實事求是、口無遮欄,甚至利用媒體傳布錯誤訊息,更是令明白人苦笑在心。

  醫療行為的定位,一直以來都有爭議。雖然醫病雙方有金錢往來,但是可以把它看作交易而列入消費者保護法的範圍嗎?絕大部份的醫療行為是利害併存的,會採取某項醫療行為只是因其利多於弊,不可能完全無害。再者,疾病之診斷往往有其不確定性。即使做為醫療黃金準則的病理解剖,有時都不一定能有確定的診斷;更不用說在活人的有限檢驗存有一定比率診斷偏差。在治療前能給你百分百保證的只有算命仙,要找一位醫師對你保證診斷正確是不太可能的。

  再者,一般製造業可以用各種措施與品管確定出廠品質。即使如此,就是知名廠商仍會有一定比率的瑕疵品出現,為此才會定出各種的補救措施。可是各位可有想過,出廠前各步驟的不良率、瑕疵品等,絕大部份廢品成本也算在最終的售價裡。醫療行為可以比照製造業嗎?很多的醫療行為只有一次機會,無法反悔,無法修復,更無法退貨。另外因著病人病情差異、對相同治療的不同反應;醫師性格、能力不同,如何能預測或要求一致的治療效果?這是醫療行為無法套用消費者保護法範圍之另一理由。

    醫病原本就不是對等的買賣雙方。病人永遠有所求而且暴露於危險;醫師被要求但不確定結果。雖醫療傷害絕大部分發生在病方,然而就像飛機駕駛一樣,誰不願意安全降落,醫病兩安呢?醫療不確定性造成的傷害非醫師所樂見;它的發生也非任何人所能完全預防的。因此,要由醫師方承擔所有的責任,尤其是刑責,此種論述是完全站不住腳。然而當今社會風氣不斷誇大醫病對立,媒體推波助瀾再有部分法界之離譜判決,更使得緊張的醫病關係雪上加霜。

    我們不否認病人因正常醫療所導致的傷害,應受到某種保障或補償,但這成本絕對不是由醫師承擔。病人如果想要有這些保障,就應該在其醫療費用中加入此一風險成本。就像保險有交保費才有給付。以當前台灣之低醫療成本而想要有高保障的醫療,任何人都可以了解那是不可能的。當然,普世醫師不可一概而論,少數不肖醫師接受法律制裁為眾人認同。但這並不屬於合理醫療行為的範疇。

    綜合以上所述,正常醫療行為的去刑化是一定要推行的。然而在達成之前,所有醫師仍須注意自我保護(不論是哪一方面)。我們固然沒有傷人意,但是外界把醫師當肥羊的人卻不在少數。至於是否為了「逃避」可能的醫療糾紛而轉科或轉行?我認為倒也不必。只要行得正,醫療行為合乎現今醫療準則,若仍碰到醫糾,也不必害怕妥協,坦然面對、尋求司法解決,就當作是人生中的一個歷練。歷練越多,越能了解人性,何嘗不是一種收穫,你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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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推動「醫療刑事責任須合理化」 重建優質合理執業環境

2012年11月1日 尚無評論

作者:李明濱 老師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暨社會醫學科教授、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醫療糾紛的陰影是醫療環境中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近年醫療環境面臨嚴肅的挑戰,健保總額的桎梏、專科醫師人力失衡、血汗醫院等問題,在在暴露著醫界隨著社會變遷、醫療多元發展與健保制度等眾多因素影響,累積沉痾、亟須針砭。然而,雖然醫療環境惡化的因素眾多,當中醫療糾紛訴訟氾濫的陰影,卻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聲聲槍響之下,讓醫事人員有如驚弓之鳥,重要科別日漸空蕩。

醫療行為刑事責任之規範應考量醫療特殊性,不等者不等之

現行醫療法第82條第2項,「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已規範醫事人員民事責任在醫師法中對於醫師之不正行為亦訂有懲處規範,最重得廢止醫師證書。對於醫師的過錯,已有一定管道規範自律與損害賠償。然而針對醫事人員刑事責任,目前仍一體適用我國刑法規範,在區分「業務過失」與「普通過失」之立法規範下,「醫師專業」反而成為原罪,醫師與卡車司機一樣得適用「業務過失」致人於死傷之規範。

但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首先醫療本身具不確定性,醫事人員並不是神,即使存活率有90%,但在開刀完成前,沒有人知道這病人是不是屬於不幸的10%;其次醫事人員負強制救治義務,計程車司機可以選擇在颱風天不載客,醫事人員卻多要在最急迫或不利的情況下救治病人;且醫療通常就是在攔截死傷,最後死傷的結果是否能完全歸責於醫療,難以判斷。醫療行為刑事規範亦應正視考量醫療與其他專業不同,基於憲法平等原則中「不等者不等之」的內涵,讓醫事人員能有合理的刑責規範。

為解決醫療糾紛困境,醫師公會全聯會長期推動「醫療刑責合理化」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作為全國四萬名執業醫師唯一依法具有代表性之團體,對於醫療糾紛帶給醫師同仁的壓力與對民眾就醫權益的危害,感受良多。長期以來極力思考如何發展建立一個醫病雙贏的醫療糾紛解決策略。初始,醫界推動醫療行為「除罪化」、「去刑化」,惟該等名詞極易造成誤解,多會讓人誤認是在爭取醫師不用受到刑法規範。為清楚表達醫界訴求其實是在明確規範醫師刑事責任,本人在公會成立「醫事法律智庫」遂調整朝「刑責明確化」方向推動,且為讓醫事人員都能在合理的環境中安心執業,俾以維護醫療品質,目前本會之主張為「醫療刑責合理化」,並拋磚引玉邀集法界與醫界專家學者,共同研擬修法提案,建議增訂醫療法第82條之1: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負刑事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失,係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為。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重大過失致病人死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醫療法第82條之1修正條文規範層次:第一項釐清醫事人員刑事責任範圍為故意與重大過失;第二項明確定義重大過失涵義係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第三項增訂醫事人員重大過失致病人死傷者之特別刑法規範。希望藉由本條文規範,落實法律宣示與教育功能,作為醫療諸多困境的第一帖特效藥,逐步建構良好醫療環境。該修正草案幸獲多位立委體認贊同,提出「醫療法第八十二條之一」修正案,目前業經一讀並付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醫療刑責修法改革只是醫療環境改善的起點,而非終點

為讓「合理的醫療刑責」順利推動修法,同時配合衛生署正辦理之「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醫事爭議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等配套措施,作為醫療糾紛解決體制改革的起點,真正保障民眾就醫權益。醫界最新生代的醫學生們實應一同正視國難,凝聚共識與力量,支持醫療法第82條之1修法提案,以重建醫療的合理環境。同時也須體認,針對醫療糾紛的減少、醫療環境的改善,法律的改革絕非我們滿足歡呼的最後終點,醫病溝通與教育的耕耘與努力,仍是一條漫長卻必行的道路,需要所有醫界同仁秉持「人文關懷」初衷,攜手共同營造醫病和諧的醫療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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