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2012年6月12日 的Archive

【醫訊第四刊】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1]: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

──王增齊、謝奇璋、林正焜、陳為堅、季瑋珠訪談

█ 撰稿:陳宗延

█ 訪談:陳亮甫、陳宗延

█ 訪談稿整理:陳亮甫、郭蕾旻、陳宗延

(一)「不是我們改造歷史,就是歷史嘲笑我們!」[2]

大約是三年前的2009年,我們在作家林世煜(Michael)的部落格「寫給台灣的情書」上第一次讀到王增齊醫師於2001年寫就的〈老婆婆背小孩〉[3]一文,副題是「悼念鄭聰明老師」。

鄭聰明是王增齊的大三解剖學與大四神經解剖學教授,不久也成為當時的訓導分處主任,那是1984年的事,距離解嚴尚有三年,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開始騷動。王增齊和他的同志們,這些像「癌細胞」的異議份子們,已經在校園與社會幹了好幾票──無論在地上滲透「代聯會」(台大學生會的前身)或出版《醫訊》、《大學新聞》等校園刊物,或者在地下秘密組織有志者以及每逢二二八前夕發放傳單、噴漆等──,當然也已經被「老大哥」盯上了。

在文章中,由於解剖成績不佳而被形容為「我畏懼的老師」鄭聰明告知王增齊:「你記大過,取消預官軍醫資格」的消息。然而,尾隨在句尾的並非預期與訓導主任這個社會位置扣連的責罵或盤問,而是近似於父母對子女的不捨:「你明知他們等著要辦你,為甚麼還把頭伸出去讓他們剁?」,甚至是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餘悸的投射:「三十多年前,我的學長郭秀琮、許強被抓去槍斃,你不驚嗎?」對此,王增齊無疑感念至今。

王增齊跟我們說,醫學院高層對這些異議學生多帶有同情,但能幫上的忙不多。現任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謝奇璋醫師則回憶:王增齊在暑假大概躲了兩個月;長王增齊一屆的林正焜醫師當時正在當實習醫師,如王增齊的文章所說,「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他決定不跑,晚上不睡宿舍,改睡開刀房休息室」。當時的醫學院院長彭明聰教授某日約林正焜談話,跟他說:「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你不用跑去躲,安心當intern,有事我幫你扛」。在明顯的政治壓迫與言論箝制下,每個人還是有必須妥協之處,但在某些不可妥協之事上,教授們有擔當地作了一些示範。

也許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是這些事實與事件:老大哥的下手、學生的逃亡與教授的肩負,其實距離我們這個世代只有一步之遙,幾乎距離我們出生那年大約只有十年。如果沒有參照歷史,甚至是其所由出的記憶上游,我們多麼容易就理所當然地以為世界自原初便呈現今日面貌。

從歷史到現實,有連續也有斷裂,有不變與變。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抽空和化約這些社會歷史過程,通常對「百姓日用」的生活妨礙也不大(不,有時反而更有助於提昇生活品質)。然而,對歷史的無知也致使我們無法對現實定準。就像王增齊的形容:當時多數人就像二戰中納粹集中營的幼童,以為「集中營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生活方式」,沒有想過反抗的可能。林正焜醫師曾這麼寫道:「我們這一代最大的悲哀,我覺得,在於失去了語言。我們就像遭遇一場腦疾瘟疫一樣。[…] 要從這一場瘟疫撿拾任何殘餘的價值(如果還有的話),那就是立刻,把瘟疫來襲前後的一切,記錄下來。」謝奇璋則用台語說:人若是無記憶,一定是揪憨ㄟ(很笨的)。

對我們這一世代而言,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理解他們在歷史中面臨的現實,也許亦有助於我們理解與改變自己眼前的現實。

(二)風吹草動,即便藏形

這麼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這幾位特別的前醫學生眼中,可以幽微地試以台大醫學院當時的建築為喻。

謝奇璋回憶:當他在三年級由總區來到醫學院時,醫學院是沒有校園的(儘管我們對今日的台大醫學院是否具有「校園」這一名詞一般所承載的內涵,也許容有爭議)。當時,蔣經國批准台大醫院改建,遍地皆工地,只有圓形教室可用。我不禁想問,使台大醫學院風沙瀰漫、風吹雨淋的,也是風聲鶴唳的同一道風嗎?當時榮總也同時在蓋,大多數資源都挹注於此,三年便能完工,台大的整建計畫則歷經將近十年。到謝奇璋小兒科四年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教室以及新院三樓以上的部份都還沒有蓋好。王增齊的文章也有相關的段落:「醫學院的建築老舊,行政部門和禮堂是日本人仿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走廊陰暗、教室和實驗室的房舍也十分老舊灰暗,圖書館和宿舍中盡是行色匆匆心情灰暗的人。」

窄仄、老舊、灰暗……,對這些人而言,體制巨靈所凌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模糊輪廓或許大致可以由這些關鍵詞勾勒。

戒嚴時期有如戰時。大架構的《懲治叛亂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或《陸海空軍刑法》之外,王增齊說,國民黨對付年輕人有三招,監視、滲透和轉移注意力。

首先,對學生的監視與對學生社團聚會的滲透方面,最單純的是覺民學會的成員負責初步的注意觀察。歷史因素讓讓執政者對大學生永遠不能放心,另外還有校外各種不同的單位,可能包括國民黨青工會、調查局、警備總部、憲兵憲調組、國防部政戰特遣隊、國安局單線細胞眼線等;校園內,有時透過教官吸收學生,有時則由校外單位自己吸收並直接以財務獎勵。不同單位間似乎還有競爭關係。

至於轉移注意力,一方面,是在大學校園堅壁清野,徹底阻絕資訊毒素,讓二十歲左右年輕人什麼都摸不到,只剩下荷爾蒙驅動的「校園逸樂傾向」或「校園享樂主義」。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救國團,又如謝奇璋的舉例:對大部分的大學生而言,從緊束的高中畢業後,大學的自由僅僅意味著郊遊和跳舞,這也是獨裁者樂見甚至主動促成的現象。

另一方面則是王增齊口中的「轉移注意力策略」。的確,國民黨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年有一批人專責研究青年「工作」。以林正焜舉的例子來說,便是吸納一些奮進的聲音為黨國所用,例如覺民學會推動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以「讓學生分心」。王增齊則說,直到他在大四那年,與大學論壇社政治系的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等人積極地下化地組織反對派學生,準備模擬操演「梁山水泊」的劇本時,才體會到國民黨陰柔的一面。

1978年底,黨外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大校門口言論廣場立了一面民主牆,讓人在上面留言表達意見,親國民黨人士便另設愛國牆以為對抗,是為民主牆、愛國牆論戰。論戰逐漸升溫,學生漸漸捲入關心之際,不久台美斷交、選舉中止,政治氣氛隱隱然逐漸動盪。

三個月後,即1979年春,國民黨校內菁英學生盡出,說要弄一個「青年文化運動」,網羅了幾乎各系各班,活躍於社團、好發議論、精力過剩的大一、大二學生。首次於籌備會見面,王增齊就聽到不可思議的宣告,說他們已聯絡好電視台,準備報導這個運動,也有把握向各界募款,預計籌資一、兩百萬元。剛入大學五個月的王增齊只覺得很fancy:這群人真是三頭六臂,有手腕又有人脈。

然而,這件事終究沒有成局。

王增齊自嘲他讀台大最後變成主修「國民黨學」、副修醫學系,可笑的夢想是一小群人想要「屠龍」。研究「國民黨學」三年之後,他才覺悟出那件事的全貌及其代表的意義。國民黨面對那時突然來的內外交迫的處境,在大學校園的對策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策略」。國民黨手腕靈活,理直便出手,若是理虧則虛設一個題目,設法吸引開未來可能變成學運要角的一大群人;剩下頭痛的戰場,再運用策略加以堵截、隔離、包圍。國民黨檯面上是個權力市場的壟斷奸商,它對每一個政治與政治處境都仔細估算成本效益;體質上則可喻為一頭進化過的「藍色權力掠食怪獸」[4]。

國家機器軟硬兼施,人民好像被結構綁得死死的,毫無反抗的餘地。然則,王增齊仍相信人有其主觀的能動性。他說那時的的「學運邏輯」大致有三項:一、大學生自問:「我們為什麼生而為囚」?一切基本政治權力全部被剝奪。二、國家暴力、政府殺人,如陳文成事件與林宅血案,證實執政黨道德低劣。三、大學生仰望天空,只看到一片灰暗,看不到改變的希望。不出手促成改變,就太對不起自己的人生了。每個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來追求美好幸福。

在此,作為台大與醫學系的學生是否具有某種歷史特殊性?謝奇璋說,台大醫學院是當時政治壓迫下被最嚴密監控的特殊場域之一,到五零年代都還有學生被逮捕、槍決;季瑋珠(現任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則說:這些故事是到她念碩或博士班的時候這才流傳開來的。也有一些老師忍受不了這樣的氣氛而離開,像是彭明聰的堂哥彭明敏(時為台大政治系教授),用盡各種非法的方法才浪跡海外逃過一劫;彭明聰因此本身也被嚴密監控。而醫學院的功課繁重,從王增齊的文章可窺見一斑,這點至今仍然不變,可能也是醫學生遠離公共討論的推力之一。

季瑋珠覺得,自己或同學在當醫學生的時候都還蠻乖的,是到實習的時候才有比較多的改變,因為實習的夜裡無聊,會放黨外錄音帶解悶,還會用聽診器來聽,感覺聲音聽起來特別有力道,覺得很好玩。其時她自己沒有特定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只是覺得有趣,想要了解。事實上,當時他們班上大概只有兩種人:「國民黨人」或是「沒有黨人」,黨外立場並不明顯。很多黨外的原本是國民黨的,就是對政治很有興趣,但後來了解之後反過來支持黨外。

陳為堅(現任台大公衛院院長)則認為,醫學系學生是一群異質性蠻大的人,的確有一群人只顧自己的前途發展,但仍然有人會特別關心社會(就比例觀之,林正焜覺得全系70人,大約4到5位在做「這些事情」,但其他人大多並不反對)。謝奇璋也說,仍有些學生以「超越自己」期許自身,不甘於只是父母親的寶貝,而認為自己必須要負擔一些社會責任。當時就有這麼一群人(也許可稱之為並不那麼少數的少數),每天高談闊論,想跨出去看到一些真實的、人家不要你看到的東西。如果人數達到一個程度,就能夠相互支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同時,台大醫學院不是只有醫學院,也是台大的一部分,當時台大校園民主化運動初興,像校總區的大陸問題研究社(大陸社)、王增齊參與的大學論壇社(大論社)和大學新聞社(大新社)、謝奇璋加入的三民主義研究社等異議性社團,都為校園改革蓄積了思想和行動的動力。《醫訊》與大新社關係尤為密切,許多成員重疊,多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行動上也會互相支援。季瑋珠就提到醫學系的學長,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當時也是大新社成員。她自己認為,比起《大學新聞》的激進作風,早期的《醫訊》還偏向保守,也認為大新的成員思想比醫訊更前衛、開放。

陳為堅說,在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以後,政治局勢開始轉變,社會力與批判的聲音正在醞釀。《醫訊》成員生逢其時,在這些參與中學會看待社會的不同面相,開始捨卻傳統給定的單一角度。他們逐漸發現黨國體制有其破綻和空隙。王增齊說,學校更是紙老虎,卻妄想扮演「楚門的世界」般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當然必須「弄它一弄」。

(三)「載憂載奔。我們從歷史滑行至此」[5]

《醫訊》與其他異議性社團同樣帶有某種隱晦的反抗傳統,王增齊形容為「癌瘤組織」,必須鍛鍊出能自我複製,並能感染其他正常細胞的能力,使其具有打擊力(會咬人)及傳染力。社員約莫十五個人(陳為堅印象則是活躍的約有七、八人,加上大新社則有十來個),但體制靈活,隨時都有七八個人具有社長資格。謝奇璋回憶,他大一在三民主義研究社,是他高中好友林永頌律師(法扶基金會重要推手)推薦的。許多三研社成員都與覺民學會有重疊,像是當時的醫代會主席管家義、現在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等。但謝奇璋不是國民黨的,在三研社時嘗試與其他社員溝通,結果自己的觀念反而從國民黨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到了二年級,謝奇璋參與醫訊社的活動比較多。三四年級考試都念不完了,沒甚麼人要參加,他在那個時候當了一年社長,住他隔壁床的好友兼室友陳培榕(現任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又接下來當了一年。由於陸續有新成員加入,醫訊社聲勢稍微壯大起來。後來慢慢式微下去是在他五年級的時候,校方慫恿一些學生在醫代會(醫學生代表聯誼會)要把社團解散、收回,他們的論戰和抵抗沒能成功,此後就算社團還在也不能再編輯《醫訊》,《醫訊》乃成為醫代會的機關刊物。

校方的霸道不是孤例。王增齊也提到,醫學院教官尹慶生在退役後迅及轉任訓導分處職員。軍人進入校園、干預校園事務,事件引起學生反彈。當時六年級的王增齊擔任醫學院學代,提出「大會嚴重關切案」,校方當然希望息事寧人,隨意叫教官去心理課修課作為對學生的交代。

集會結社與言論倡議的自由被封鎖,思想的泉源也同樣被堵死,然而學生仍試圖衝破禁忌,從黨外刊物或讀書會之中汲取養分。王增齊提到,台灣與中國具有的關鍵性差異是: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之後,台灣人的政治身分有本質上的改變,他稱之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籍貫」,即自由、平等、兄弟之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相對的,中國目前的體制沒辦法給人民這樣的政治身份。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走到今天這個面貌,體質上應該算是「法國大革命的反革命」。他會如此自省與自居,與一些比較自由派的教授如李鴻禧、張永竣,甚至是鄔昆如的哲學課程,有不小關係。

林正焜則回憶,在他就讀建中時期,社團並不活躍。當時的政治啟蒙是因為大學時偶然讀了統派的《中華雜誌》,雖然和他之後的意識形態不盡相同,卻由此開始了對時政的關心。這是一本並非以「煽動」為目的的雜誌,然而當時的黨國體制並不鼓吹向中國徹底靠攏/分離的統/獨立場與意識型態,從而會去壓抑一些比較另類的思考。

謝奇璋本人的姑丈顏世鴻是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也是台大醫學院出身(因為葉盛吉案從台大宿舍被逮捕,服刑釋放後無法繼續就讀台大,於北醫完成學業)的醫師,算是他的師父、啟蒙老師,有時會供給一些即使他在其他地方能拿到也未必會認真看的材料。而他父親為成大工學院的老師,他的家庭比較開明,比較清楚這些政治的事情,只是也不希望又一個讀台大醫學系的被抓去而已。

書店或私下拿到的禁書,像是《宋氏王朝》之類的,或者能拿到一些馬派的東西也會看。大家本來只是存著好奇的心態想看看。就像陳為堅的說,學生開始學會「倒著讀」報紙,因為兩大報都是官方說法,看看就好。在一個受限的環境,你總是著一個有色眼鏡去看東西,所有的資訊都是很可疑的:不管官方讀物或禁書,總是別人叫你去看的。但是當閱讀、思辨和擷取知識的能力累積提昇到一個程度之後,封鎖也就變得無效了──對謝奇璋來說,大學時代就是這樣一個養成獨立、批判思考習慣的重要時期。

寫文章、辦刊物是思想與行動疊合的一種重要形式。一方面文字本身就具有反抗的力量,儘管多半時候只能旁敲側擊,無法直接寫出事實;另一方面刊物的發行被要求經過「政治審稿」,黨外雜誌每出三本大概有一本會被查禁,而且是直接去印刷廠沒收、扣留,校內刊物也一樣,只是學生比較沒有錢,在送印而查禁之前往往就會告訴你不能印。

謝奇璋說,所有的刊物都要跟教官周旋再三,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教官就是會反對你刊登(不過陳為堅則覺得,其實想登甚麼通常還是都可以登,因為有其他更大條的事情,所以《醫訊》其實不是大焦點)。如王增齊所說,當時醫學院在訓導處負責審稿的上級長官(職稱為股長,非教職)甚至不是教官,而是特務出身的[6]。季瑋珠說,大家都知道他是國民黨派來的,但其實相處得還不錯,會提醒學生避免惹上麻煩。有一次陳耀楨(現為紐約康乃爾大學病理科教授,其兄陳耀昌教授也是《醫訊》和《青杏》的成員)生氣地說:「好啦,不然我就寫上國民黨萬萬歲就好了!」,那位先生連忙安撫。而在蔣介石過世後,黃宗岳有次編輯時把嚴家淦和蔣經國的照片錯置(可見《醫訊》也要報導國家大事!),後來急忙撤回,但那位先生也沒有發現。

季瑋珠印象最深的一次衝突,是《青杏》報導了一位頗有成就、論文發表在知名期刊《Circulation》上的醫師學姊,因為被排擠後來不幸自殺的故事,雖然與政治無涉,但後來被禁止刊登。另一次則是向兩位德國交換生學姊邀稿,寫了一些來台交換的心得,其中包含對政治的觀察,本來也沒太大問題,但他們堅持不接受審稿,否則就要撤稿,後來是經過妥協才讓稿件留下來。在她任內,《醫訊》比較沒有甚麼事,雖然也會有一些踩紅線的、夾雜黨外的訊息,但大部分都很安分,比較激進的同學甚至會覺得太溫和了,沒甚麼用。比較激烈的事件是,陳耀楨本來要當社長,但是學校不准,才換了黃宗岳來當。

儘管擴大組織、吸納新血,從古至今都是運動存續不可或缺的環節,但明目張膽打著革命旗幟的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跨校的聯繫更必要犧牲一些時間去跑、去寫信;尤其當時沒有手機,宿舍只有一台電話,當然更沒有網路,聯絡著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謝奇璋半開玩笑地說,王增齊因為有機車,所以活動力最強。季瑋珠則提到,陽明的《橘井》刊物比《青杏》晚一年成立,當時有過一些交流。

在生活上,大部分的人都很窮,比較奢侈的就是去龍門客棧吃水餃、飲必魯(喝啤酒),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一些論述出來,其實是頗受侷限的,因為一舉一動都在注意之下。會有一個想法在腦袋裡揮之不去:自己是不是被監控著?當然不一定如此,畢竟只是一個大三大四的學生,很小,政府不一定需要監控你。可是,一旦你跨過那條線,別人就會看到你了。

由於王增齊和長他一屆的學長林正焜、陳為堅都住同一間宿舍,其他《醫訊》的朋友也通通都住在男四舍,就有許多串門子、一起討論和做事的機會,連考前開夜車也都會相伴。同時,男四舍有較多就讀法律、政治科系的同學,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住在一起,相濡以沫,終於結合成台大八零年代學運初階段的主要角色。像是台大政治系的江蓋世(前民進黨議員)就曾在宿舍張貼「打倒蔣介石」這類的標語……。

王增齊則更進一步提到,當時學生初探校園以外的黨外政治活動,是一種思想轉為行動的重要「洗禮」。舉例來說,學生為黨外人士助選,在造勢晚會常會遭遇到警察暴力、特務滲透,也會看到人民的強烈反應。那時黨外的尤清與國民黨的林豐正競選台北縣長,在新莊辦的晚會有七、八萬人湧入,交通完全堵塞,民眾熱血捐輸,助選學生在現場看得眼花撩亂;而林豐正的演講只有不到一百人在聽,加上清涼秀及摸彩,格調甚低。學生以為高下立判,選舉最終卻大輸十萬票,中永和公教人員密集區慘輸──那裡對方連演講會都沒辦。事後參與其中的學生都有類似的反應:「為什麼?找一百本書來看,一定要求得一個答案」。開票的時候,學生也會加入民眾自主監票、顧票的行列(陳為堅說:尤其宿舍很多人會一起去),因為作票的傳聞從來沒少過。

(四)「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7]

陳為堅加入《醫訊》時才一年級。由於他的中一中學長黃宗岳擔任社長,便拉陳為堅來幫忙採訪、校稿以及處理一些雜事。而當時擔任總主編的則是醫學系的學姊,現任台大公衛系教授季瑋珠。據陳為堅回憶,他那時曾經和季瑋珠每次出刊前都要坐計程車親自到土城的海山印刷廠去看大樣及校稿。同時,台灣公衛學界教父「KP」陳拱北是在陳為堅加入《醫訊》那年過世,季瑋珠當時就在《醫訊》做了KP的紀念專題,這也是季瑋珠自己對《醫訊》所報導的社會議題記憶最深刻的部份。

季瑋珠現在仍然是家醫科的醫師,除在公衛學院專任教授,也在家醫科兼任教授,同時也是醫服團的指導老師。季瑋珠還在醫學系時就對公衛很有興趣,覺得公衛關懷的角度比較廣,也修了很多公衛的課,導師剛好也是公衛系的老師。她當時有研究過關於職業醫學的傷害問題,例如鉛字排版工人的工傷。她碩博士的指導教授都是楊志良,碩士研究的是醫學生的社會化,博士班則研究家庭健康照護決策者與執行者的分工,也對其中的性別關係頗有興趣,不過沒有繼續做下去。她後來主要做的是乳癌流行病學,包括現在進行中的病人生活品質研究,教學的東西也比較介面性,希望能讓醫學和公衛互相了解對方在做甚麼事。

季瑋珠學生時代加入不少社團,包括一二年級的《大一報》、三四年級的《醫訊》、大五的《青杏》、大六的綠野社,同時也一直都參加合唱團。季瑋珠之所以會去參與文字工作性質的社團,一方面是對文字有興趣,一方面也對社會有關懷。當時,《醫訊》比較屬於報紙型刊物,每隔週一刊,內容以新聞報導和評論為多;而《青杏》則是每學期出版厚厚一本,比較偏向思想性和文學性創作。兩份刊物成員有一些重疊,但《醫訊》比較會斷代,而《青杏》上下屆傳承較強。而她和同屆的黃宗岳、陳耀楨、陳國鼎(長庚醫院、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丘彥南(台大精神科,除了《醫訊》也搞醫代會)等成員,也都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絡。

陳為堅則說,他大二擔任中友會總幹事,大多時間在安排各種聯誼活動,以及寒暑假的服務隊出隊;直到大三到醫學院後,他接下《醫訊》總編輯一職,同時擔任社長的正是林正焜。林正焜在《醫訊》的時間是一年級到五年級。在他們倆轄下,社團內部的分工大致包含兩條軸線:圍繞著刊物的一般事務,以及演講與讀書會為主的活動。

主編和社長必須要輪流寫社論(陳為堅:「還蠻辛苦的!」),論述的議題以醫衛的時事評論為主,例如時興的B肝疫苗議題。此外,因為辦《醫訊》,他們兩個到處找人採訪,比如說曾經一起到黃春明北投的家去,也曾與評論家許南村(作為小說家的名字則是陳映真)深聊,也到健康世界出版社找王溢嘉。

其中,陳為堅曾經和陳映真有不少互動。陳為堅大一時的導師是解剖學科的余錦泉教授,在導生聚餐時聽他聊過金關丈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陳映真對此有興趣,便透過他牽線,訪問了余教授有關金關丈夫的研究及其歷史涵義。當時陳映真剛從監牢被釋放出來不久,「找不到什麼工作」(陳映真語),只好幫跨國藥商利達製藥編輯雜誌「立達杏宛」。本來是要拿來做形象廣告的,不過陳映真卻把握了這個機會,藉由一期一期的訪談,逐步回顧了台灣醫療發展史中已被淡忘的重要人物。陳為堅自己也是從這個雜誌首次知道像謝緯、許強這些人的事,也因此有機會近距離感受陳映真對各種事務的評論,並認識不少思想上的前輩。直到後來陳為堅覺得無法接受陳映真的大中國主義,才漸漸「分手」。

在講座方面,包括陳映真、王溢嘉、楊逵、陳秀喜、李喬、王拓等人都曾受邀演講。陳為堅印象深刻的是,高他一年的學長林錫璋(現任成大醫院內科主任)就曾經找數學系教授楊維哲(他當時已在校園裡試過用台語講授微積分),舉辦關於「醫學中文化」的討論會。當然,動員學生參與一向都是難題,場地也不多,通常都是辦在圓形教室。而讀書會,據林正焜的回憶,楊碧川曾為成員導讀台灣史,而王增齊則負責介紹左派思想(事後他說自己其實讀得一知半解)。

陳為堅也提到《醫訊》成員和服務隊之間的關聯。他在大五時開始參加醫療服務隊,是隸屬醫代會之下,醫學院各系(包括公衛系)都有參加,這些醫學生會去鄉村義診(量血壓、口腔檢查、學童寄生蟲檢查、衛教等)。此外,也會針對特殊時事服務需要的民眾,如大五時去多氯聯苯事件發生的彰化縣福興鄉。法醫科方中民教授擔任領隊,也有其他內科教授支持,需要開藥的時候由教授開;當地非常熱心的皮膚科醫師高信義醫師也居功厥偉。服務隊也協助在縣政府大禮堂舉辦演唱會(邀請到簡上仁,並由他再推薦潘莉莉與賀正中),為多氯聯苯受害者募款。因此服務隊不是只有純醫療。老師同學大多不會主動、直接支持服務隊,但也並沒有明顯的限制或干擾,只是和訓導需要溝通,但由於醫學院老師私底下都贊成,因為找他們幫忙,他們也會量力盡量幫忙。

陳為堅觀察,醫學院其實有不少文筆很好、很會創作的人,只是因為書也念得很好,所以順從家裡的期望來念醫學相關科系。像是筆名小赫的楊宏義醫師(現任小兒科診所院長),1976年(21歲)便以小說〈功在杏林〉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又以〈祈教授〉獲得第三名,以及〈風箏〉獲得時報文學獎優等獎;陳為堅與謝奇璋、簡國龍(台大醫院內科醫師、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藉《醫訊》採訪小赫時,他還在台大小兒科擔任住院醫師。而現任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的黃文鴻,當時就讀藥學系時也有創作,作品〈沉情〉亦是聯合報得獎小說(與朱天文〈喬太守新記〉同獲三獎)。

其實陳為堅自己也對人文社會特別有興趣,特別是精神分析,學生時代便常自己找書來看。他原本想要讀精神科學,後來當兵抽到外島,因為想要向軍隊請假而報考了一些國家考試,剛好通過國家公費留考,於是後來就到哈佛大學讀公衛,研究精神疾病與遺傳的關係,走上公衛之路。他也說,學生時代都在弄社團,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漸漸覺得研究細水長流,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活選擇,而且如果真的有興趣做跨領域的研究,會有很多驚奇的新發現。

在哈佛,《醫訊》經驗也有可以借鏡之處:陳為堅在那裡與同好組織當地台灣學生,成立哈佛台灣研究會之類的社團,從而認識一些對台灣議題或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好友,而且也同樣舉辦了各種不同領域的演講。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直接去哈佛著名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的辦公室敲門,張教授立刻就答應了邀約。陳為堅在訪談中,瞬間回憶起那場演講,並介紹張光直其人,彷彿二十年前的啟發還歷歷在目。

而在回國之後,因為當時《醫訊》和《青杏》都非常可惜地已停刊,陳為堅在當時微生物學科主任陳振陽教授的敦促下,先舉辦了一個訓練營,又創辦了兩份刊物,一份是1993年創刊的《楓城新聞與評論》(月刊),另一份是《楓城一週》(活動總匯報導)。雖然辛苦,但也做了整整一年,直到後來牽扯到院長選舉的風波,鬧得滿城風雨,編輯就大幅更換。後來二份刊物也逐漸轉由行政單位負責出版事務,而各單位推薦的教師擔任編輯顧問的模式繼續出版,並演變成目前的電子報模式。

(五)「我知道,現在有點晚了/那些花正在變成圖案」[8]

我時常想起台大社會系林國明老師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如果大學時光重新來過,我想要好好編《大學新聞》云云。我實無意強加對照自己的處境與我所一知半解的歷史情境;然而我也有相當充足的理據說明,為何在另一個虛擬的語境中「我想要好好編《醫訊》」。

本文已經遲到太久,原先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年前我輩復刊《醫訊》、貸居台大醫學系學會文刊部旗下的那個時間點。彼時《醫訊》香火斷絕約有十年之譜。力邀我創立文刊部的系學會長鄭喬峯學長曾提供其他創意滿點、似乎理當出現在一份新世代雜誌刊頭上的名字供我參考,然我執拗地為《醫訊》這個四平八穩的名字辯護,原因無他:更早先前,我已略聞關於《醫訊》的種種傳言。此後,無論是要繼受、致敬、批判、翻轉、嘲弄、混搭、並置……,我已不能無視於「這段」歷史,不可能假裝這段歷史未曾在我的生命中發生作用。

我曾立下重建這段歷史的宏願。同為醫學生,我渴望知道不同世代的慘綠少年們有著怎樣相近,抑或是根本不可共量的心智結構、文化品味、政治議程,乃至於無法朗聲出口的愛戀情愫。以《醫訊》文本作為歷史的載體,我是否可能從泛黃鬆脆的紙葉上辨識出一個模糊的手澤,一道裁切失準的出血邊,或者,一行記號學式的、以鉛筆輕輕塗劃的暗語?

但文本已然不在。檢索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結果明載:《臺大醫訊》出版項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代聯會,館藏地於總圖B1社團刊物區,館藏由第一期(1970)至第168期(1989),中有少數缺刊。當我終於鼓起勇氣與學弟一探究竟,整批《醫訊》已經不翼而飛,未曾留下半點粉末碎屑。然則不然。遷遲數年,這畢竟只是藉口。文本其實未曾離開:筆鋒甚健的《醫訊》與其他異議性刊物成員諸學長姊,如今自當散佈社會各處,彼此以或強或衰的網絡與情份牽連著。只要挖掘夠深、施力夠久,總能探問到些甚麼的──本文其實也正是這麼來的。

真正使我躊躇不前的,無非是一個亙久的難題。在民主化浪潮暫且退返不進的此際,新《醫訊》應當遞送甚麼訊息?(一如《大學新聞》應當播報甚麼新聞?)更精確地問,新聞、社會現實與抗爭運動之間,應當保持怎樣的三角關係?新聞必須是純粹客觀事實的新聞,或者在例外狀態下也可充當運動的傳聲筒?王增齊學長所謂的「事件化理論」(王增齊本人則說是李宜瑞對劉一德提出的,劉一德聽了恍然大悟。)──或者,借用友社清大《基進筆記》的語言直白解釋,「有事寫事,沒事捅事」──可以繼續沿用為新《醫訊》的指導原則嗎?新《醫訊》預期作為媒體與社運團體的雙重角色,是否從根柢就相互扞格牴觸,甚至進一步阻礙了校園公共領域的建構,阻絕了兩造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加入歷史,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註六經,或者六經為我註腳?歷史應當,以及可能在戰區保持中立嗎?又或者,成王敗寇才是硬道理,強權才是歷史的終極仲裁者,誠如Marx所說:「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Between equal rights, force decides.)?對此,我實一無所知,至今如此,只得在親歷的每一場戰役中見招拆招。歷史與現實、史料與新聞之間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張力,但在行動者眼中,它們都共同指向對未來的欲求。那是一種對於自由的先驗的記憶,朝向無垠天際的握拳吶喊:凡合理的終必將成為現實……

任文刊部長與《醫訊》主編三年不輟,這將是最後一年。在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我終於將三年前的志業、兩年前的耽懶、一年前的採訪稿與錄音檔,一齊擺到桌面上了。我開始起筆,想像林國明老師、王增齊學長、以及諸位學長姊們眼前正遭遇我的問題。後來,我雖已停筆,文字卻自顧自地流洩出來……


[1] 引自詩人羅智成(1955-)詩〈一九七九〉(1979)。
[2] 引自詩人羅葉(1965-2010)詩〈自由之愛〉(1986)。
[3]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9199977.html

王增齊註:該文所有的「丘腦」都應該改成「橋腦」(Pons)才對。

[4]王增齊註:請參閱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

[5] 引自詩人楊佳嫻(1978-)詩〈雅教斷簡〉(2001)。
[6]王增齊補充:當時劉一德投稿大學論壇的文章交出送審查之後,原稿竟然跑到政治系某王姓覺民學會學生宿舍的桌上。國民黨籍的學生竟然可以審社團刊物的文章。學生的憤恨是很深沉。
[7] 譯自德國醫師、病理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Rudolf Virchow (1821-1902)名言:“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is nothing else but medicine on a large scale.”
[8] 引自中國詩人顧城(1956-1993)詩〈許多時間,像煙〉(1983)。

Share
Categories: 文刊部 Tags:

【醫訊第四刊】白塔、左翼、《醫訊》:追憶消逝的1950◎陳亮甫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楔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脫離了殖民政權,島內群眾對新的統治者懷抱著極高的期待,望其能夠紓解戰事帶來的紛亂與流離。然而新政權沒有給人民帶來希望,軍紀渙散、吏治混亂、經濟崩壞日發嚴重,一波接著一波的爭亂與省籍衝突,高壓統治下,失望透頂的人民終於對執政當局發出了怒吼。1947年,取締私菸的槍響點燃了已隱隱燃燒的怒火,大小規模的反抗在全島各處遍地開花,一直到軍隊壓境,大規模的鎮壓與屠殺型的掃射,將這反抗勢力弭平,之後所頒布的清鄉政策以及戒嚴令,暫將政局維持在一個恐怖的平衡當中。

閱讀全文…

Share
Categories: 文刊部, 生活雜感, 社會參與 Tags:

【醫訊第四刊】編輯室手記

2012年6月12日 尚無評論

親愛的《醫訊》讀者:

本期《醫訊》姍姍來遲,在此先跟大家說聲抱歉。不過,且將延遲兩三個禮拜一事懸而不論,我們所展演的可真是場華麗的大遲到。

此話怎講?這故事要從三年前說起。那時我才大一,下學期某堂有機化學課下課時,遇見一位高中同校的大四學長說要參選系學會長,其中的政見包含了「出版一份刊物」云云。不久,在他選上之後,突然接獲來信,商議於系學會下新設文刊部等事宜,並邀請初生之犢的我擔任負責人。這位學長如今已是大七,剛剛結束intern訓練、眼看著就要畢業了。他是鄭喬峯,在本期也寫了一篇精采的七年經驗談。

如今已不很清楚記得當時喬峯對我認識多少。不過他之所以會把我找進文刊部,我想多少和我高中擔任校刊主編的經歷有關;而我毫不猶豫地答應坐上編輯檯──與此相若──卻是因為在那本校刊製作一份30頁的「野百合學運15年」專題之故,而在採訪人物與研讀史料的過程中,多次聽聞《醫訊》二字,以及相關的歷史故事,儘管是多麼粗淺而浮面的接觸。是故,我向喬峯拒絕了俏皮的《龍閃報》(典出前系主任)的提議,堅持以《醫訊》作為系刊刊名。就這麼延續至今,三年龍閃而過(?),我也連任了三屆的文刊部長和《醫訊》主編。

而這將是我任內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醫訊》了。終於,我與復刊以來(但其實遠遠萌發於那之前)的第一個夢想,即更認識時代洪流中的《醫訊》以及那些有血有肉的前輩成員們,稍微靠攏些了。透過微觀個人史與巨觀大歷史的扣連和交錯,透過台大醫學院半個世紀以來的遷變,透過這一批批前仆後繼的青年理想主義者間的參照,其實我們更關切的無非是2012年當下的社會秩序究竟是如何成形,又是否具有朝向更可欲的方向鬆動、翻轉、掙脫的可能。然而,過度著眼於現實之用,反而始終讓我們對歷史躊躇不前,因為每個當下總有更迫切的議題。如果不退開一步讓歷史自己說話,那麼所謂溯源、汲取或吸收,其實也無異於掐著它的脖子讓它「吐實」罷了。而我慢慢才察覺,歷史是禁不起拷問的。我們必須比它的暴虐無度加倍溫柔。

本期主打的《醫訊》(斷代)史主要鎖定兩個時段。其一是在1950年代,不少理想性格的台大醫學院師生涉入「地下黨」、秘密從事組織工作,後來紛紛被捕、判刑,其中幾位前輩便是最早期《醫訊》的先驅。其二則是在1980年代,正當民主化轉型前夕,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鬧事起來,學生運動此起彼落,當時的《醫訊》成員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如果眼尖,你也許會發現: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及八零年代至今,均間隔三十年。一般多謂「三十年一個世代」──儘管我自己並不全然同意如此簡化的說法──我們且生硬地加以套用,便可粗糙地建構三組「《醫訊》世代」的概念。

多位八零年代受訪者皆提及五零前輩的遭遇對他們的衝擊(儘管這段故事受黨國掩蔽而不為人知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我自己(至少在前幾年)則毫不避諱地描繪與八零前輩間某種虛構的「繼受」或「相承」的關係,彷彿史料裡素未謀面這些父母輩的「陌生人」,陡然可以和你勾肩搭背、談天說地那樣──儘管這種初確的認同,更可能是源自於價值的挪用與血統的虛構。然而,直到我們脫離了想像的框限,親身接觸到這些前輩,始能夠賦予千絲萬縷的關係某種(在我看來比較健康的)不偏不倚的定位。就如我在文章所寫: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我們的世代應當設定自己的議程,以自己的步調和手段逼近目標。就此而論,歷史遺緒既非炫學的象徵符碼,也非無關現實痛癢的瑣碎細節,而是來時路徑與今後去路的交叉口,即行動者回顧與前瞻的記憶陣地。

這也是為甚麼本期《醫訊》的第二部分特別著重在本系七個年級之間的對話。如果有人認為(我則持反面意見)為期三十年的兩個世代之間相望,已是面目模糊、難以卒讀了,那麼七年又如何呢?七年,是近到老師講授、共筆所載的知識幾乎毫無出入,是近到杜鵑花節、醫學之夜、醫學營……這些劇碼反覆流轉而僅在少數機遇上迸生出新意義;七年,卻又遠到七年級的你可能對作為新生的你所抱持的初衷早已有所質疑了。寄語他人,難道不是又一次自問與反思?但是,倘若不在路邊稍停,又怎可能不被現實的車流給淹沒?

也許,這便是過去《醫訊》一直未及帶給大家的。新聞議題是很重要,但我們同樣不能沒有歷史、沒有世代感。本期「《醫訊》世代」是一點嘗試,我們還想再做更多,但盼各位支持。

《醫訊》主編  陳宗延 2012.06.08

《台大醫訊》第四刊 「世代」特刊
編輯室手記 2012.06.09
《醫訊》世代
寄語七年

系學會這一年

系學會長卸任感言◎劉政亨

系學會副會長卸任感言◎丁鵬升

醫學校區藝術季  一個天馬行空的開始◎洪明道

醫訊專論:學名「藥」不要?◎蔡承哲

全國醫學生聯合文學獎‧本系得獎作品

評審記錄及得獎名單請詳見醫文獎粉絲頁

[新詩首獎]  乳癌  ◎陳泓任(醫五)

[新詩評審獎] 慢跑者◎陳宗延(醫四)

[散文評審獎] 火車情◎翁梓華(醫三)

[散文佳作]   一畦死水之死 ◎陳宗延

[小說佳作]   住海邊◎陳宗延

醫師勞動

當醫師遇見「鬼來電」◎林煜軒

Share
Categories: 文刊部 Tags:
total of 679920 vis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