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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二刊】被專業包裝的恐懼──從器捐事件出發 ◎高世軒

2011年11月30日 發表評論 閱讀評論

感染者器官捐贈事件爆發至今約兩月,衛生署主導之「檢討報告」已經出爐,醫改會亦表示因為報告內容之不全面與粗陋,不願意予以背書;事件似乎已經逐漸轉移至對於捐贈整體制度與流程漸趨細密之檢視與批判,而筆者亦樂見在這過程後器官捐贈之安全能更與加強與確保。然筆者此次投書不擬對此重複討論,而希望將焦點集中於先前喧騰一時,但日後討論轉趨沉寂之「健保卡強制註記 HIV+」──先前各界賢達、眾多關心相關問題之民間團體與個人,包含筆者,對於實施註記之正當性、效益、合憲性等有非常多討論與澄清,筆者亦不擬老調重彈。筆者希望批判的是,在這串討論過程中,相關從業人員與學生對愛滋之恐懼與偏見,透過所在之「位置」與「專業」而包裝,做出評論甚而決策──即使這兩者放在其所信奉之醫學知識體系下以邏輯檢視是矛盾的。

筆者先前在網路上與人爭論「健保卡是否得強制註記 HIV+」時,提出一個疑問:「根據現行的(醫學、公衛)觀點,諸如 B 肝、梅毒、C 肝等性病 [1] 之傳染力較 HIV 高出甚多。如果現行之一般醫療防護措施足以防止上述疾病在醫療過程中,傳染至醫療從業人員,且多數醫院及診所宣稱自己可以做到感染控管,那麼,對於 HIV+ 要求更多的防護措施、要求健保卡註記,甚至拒診 [2] 是否是必要的?」

筆者得到其中一個回答是:「在你拿 B C 肝作類比時,你可以去做個調查,在 3種疾病無法避免的時候,願意得愛滋的比率是多少?或許問問你自己就行了,就是有恐懼,大部分的人類才能平平安安活到現在,面對 HIV+ 需要更周全的防護措施,你是質疑這個正當性嘛?」(原文為四行推文,部分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是筆者聽過最誠實的回答了,然而這也是在筆者花了三篇文章論述,根據我上面的疑問推導出拒診及過度防護(包含健保卡加註)之無意義,以及感染者所受之拒診經驗及身分曝光 [3],在在真實並非虛妄之後,才引出的更為深層的真實心理(姑且不論「無法避免」此假設是否成立)。其餘諸如馬偕副院長施壽全、長庚醫學院林萍章,不斷以「專業」包裝其支持健保卡註記,以及一群恐慌的醫護人員以「國內這麼多法定傳染疾病都有標註」[4]、「維護其工作安全」為由所開啟之連署與抗議,反映出愛滋病在醫護從業人員中帶來之恐慌是如此巨大。

這些恐懼是真實存在的,切實體驗在這些發言當中。然而,這些恐懼所針對的,愛滋傳染的風險是真實的嗎?而這些防護措施真的能有效保障其安全嗎?除了筆者先前的提問,這次當事的器官移植團隊、台大成大兩院及其他院所之感染科團隊,在要求健保卡註記之聲浪中保持的沉默(他們應該是最了解且最切身面臨到,所謂的「感染風險」的一群人了),甚至明確表達的反對,也值得注意。

然而,這些恐懼是怎麼建築起來的?

顯然不是根源於醫學知識:筆者無意否定這些醫療從業人員所受之專業訓練與經驗;然而,與前揭醫療團隊之沉默以及筆者之提問兩 下, 出「 知識或專業未必能保障任何人免於恐懼」。而更為可怖的是,這些恐懼,不但不能帶來合宜的決斷(擁有恐懼,並無法證成非常措施之正當性),甚至這些恐懼,除了在筆者所受到之回答外(這份回答好歹承認「因為恐懼以及不願意得愛滋,所以要有更周全的措施」),皆以「專業」、「經驗」包裝成論述,占有了話語權,甚至以「民間團體不知醫療從業人員之風險在說風涼話」等建築起防衛、意圖呼喚行業之共同體意識以求共抵外侮──

即使前揭的醫療團隊保持沉默,即使醫學專業知識告訴我們 HIV 之傳染力遠弱於 B C 肝梅毒,即使醫療專業知識明確表示並沒有有效治癒 B C 肝之方法 [5],即使醫療專業知識明確表示 B C 肝在不佳之作息下導致之猛爆性肝炎與肝硬化奪去人命無數醫療無力挽回,前者甚至在短短一兩天之內即能致死。

如果不是透過知識、專業或經驗,那會是透過什麼東西建築起恐懼?對於感染後可能影響生涯的擔憂?國家長久以來實施的恐懼教育?愛滋污名、隱喻與歧視?或許都有,或許是交錯的,或許都不是,或許不只有這些。筆者無力(不論就個人論述能力,或者是《醫訊》編輯群願意給予的篇幅)解答這個問題。然而,這些恐懼因為醫療從業人員的地位以及其所帶來的專業感而非前揭討論專業的實質,被包裝、昇華變成「專業」的決斷,甚而有影響醫療政策之可能,這無異於詐騙:

當所有社會中的個人讓渡自身的權力(身體自主權、人格權,甚而更進一步之人身自由)予以這些專業人士,出現權力不對等之事實,以求交換其安居樂業不受疾病剝奪其生命之可能,締結契約與誓言(醫師誓詞或許是最明顯的隱喻之一),而這些專業人士卻以非專業知識體系內自洽之結論給予建議與處方,甚而以依其恐懼恣意行使治理之實,無法有效達成前述交換之條件甚至過度侵害其權,而這些專業人士仍宣稱其擁有達成契約之專業,這不是詐騙是什麼呢?

而恐懼本身是否足以證成決斷之正當性呢?在此不證自明。

當然,這個圖像或許不符合事實,甚至從生的治理、人口的集體控管之角度,疾病無論如何需要被排除,道德(無論是性道德還是其他)需要被建置作為治理之規範,而規範需要靠被摒棄奪權之人而得以樹立,而在此醫學專業人士之角度不純如前述,而更是治理之一環,成為治理的工具之一,僅僅是工具,無論治理是靠實現偏見與人口排除而達致。在此,專業人士的恐懼即是對身體控制之規範之體現,且因為專業人士的位置得以貫徹──無論是忽視知識體系上內隱之不自洽遂行控制,或是修改、創造知識體系以強固知識─權力之螺旋關係。

然而我們真的願意如此心甘情願肯認上述事實並服從嗎?

如果把筆者現在過度擴張的論述收斂回「知識或專業未必能保障任何人免於恐懼」以及「恐懼是否可以證成做決斷之正當性」這兩個議題,兩者皆是在專業訓練體系中未嘗提示過的:無論是從個人讓渡權力時醫療專業所負之對應責任而言,或從抵抗僅僅做為生的治理的工具做論證都是。這些事情是未嘗提示過的:如何分辨專業與包裝過的恐懼?不,甚至其存在都未曾被發覺過:在做決斷的時候總有些時候知識和專業不是唯一依憑的,恐懼、歧視、權力運作更是主角;或者,而在這綿密的體系下我們不過是遂行治理的工具──這兩件事情都在說:我們從來不如我們想像的一般如此清醒自主。而這件事實帶來的一個可能教訓是:面對我們無力自主清醒之時,嚷嚷似乎不是第一要務。

或者根本就不用如此複雜化:如果這些依照恐懼而實現措施是實現了歧視的手段,那我們是否該實施?筆者的答案是不能。筆者期待,在透過上述雜蕪的論證,把專業包裝恐懼的過程披露後,各方能誠實面對接下來的問題:那我們要怎麼免於恐懼?如何下決斷?或至少,不受此等恐懼─「專業」的複合體所欺瞞?筆者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肯定的答案,但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問題是要肯認這種包裝:恐懼為基底、冷靜專業為表象,而發覺這種包裝之後的拒斥,為的是人的尊嚴,免於被欺瞞,免於詐騙,免於永遠被動地成為治理的白手套。剩下的,在認知到自己是如此無力,但又可以做出些什麼抵抗時再去追尋。

(作者為生命科學系四年級學生)

[1] WHO 之分類,因這三種疾病與 HIV 之傳染途徑相同

[2] 討論「法律禁止拒診」或是「我沒聽說過有醫療人員拒診」是沒意義的。根據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所進行之調查,25-44% 之感染者權益侵害事件即為醫療拒診;醫療拒診並不是只有「因為你是感染者所以我不願意為你看診」這種明顯的表達形式而已,諸如將患者排到最後的看診順位,而後表示「我今天手脫臼了無法為你看診」,或是「我們雖然是(愛滋治療)指定醫院但是設備不足,請你去台大等醫學中心看診」等案例數不勝數。

[3] 曝光部分,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本人亦明確承認這點,表示「不可能管住醫護人員的嘴巴」

[4] 然而筆者經與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確認,加上本人之就醫經驗,此點並非事實。針對 HIV+ 之註記處置,疾管局在器官捐贈事件爆發前幾個月發出之公文表示,醫院可以在健保卡上註記 HIV+,然患者得以拒絕,且如果患者拒絕登記,醫療人員得從其意願不得註記

[5] 頂多祈求外加之干擾素在肝炎時,能呼召體內免疫系統幫助清除病毒,看運氣好能不能成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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