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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訊第五刊】[行醫、刑醫?]醫療糾紛處理的當前爭議

作者:陳聰富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合聘教授

一、序說

由於醫療糾紛頻傳,醫病關係隨之惡化,在醫界五大皆空的衝擊下,醫師執業生態丕變,廣大民眾就醫權益受損。病患無法就醫,醫學生不願執行高危險科別,在過去一年內,逐漸引起社會重視,在立法院、衛生署、法務部、監察院、甚至總統府,接連舉辦一系列公聽會、諮詢會、調查會、說明會等,試圖藉由醫學界、法學界、病患團體等各類意見,匯集、擬定可行的對策方案。在這些對策中,有三項制度引起廣泛討論:不責難補償制度、強制調解制度及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二、不責難補償制度

不責難補償制度,學習自瑞典的病人賠償保險制度,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藉由無過失補償的精神,只須病患傷亡與醫療行為具有因果關係,且在醫療上可以避免的損害,無論醫師是否具有過失,均由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交之保險費予以補償,以減少醫療訴訟案件。

在我國,衛生署討論中的「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以下稱「本草案」),設置醫療事故補償基金,由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交一定費用及政府預算等作為基金來源,以補償醫療事故引起的傷亡結果。此項補償制度的主要爭議在於健保費及醫療機構(含醫事人員)之繳費,是否需作為基金來源。由於健保局及醫療機構實際上作為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對於醫療事故發生,具有一定影響力,以健保費及醫療機構之繳費作為基金來源,具有合理性。

無過失補償制度的另一項爭議為,如何適度劃定補償範圍,將來自於病人本身疾病導致的自然傷亡,排除於補償範圍之外,使天災地變型的醫療傷亡事故,不受補償,避免所有病人死亡,均可獲得補償,而使補償制度成為「人壽保險」制度。

三、醫療強制調解制度

我國各縣市政府目前雖進行醫療爭議調處,但效果不彰,病人在發生醫療糾紛時,仍然提出民刑事訴訟,尋求解決紛爭。為減少醫療訴訟案件,本草案擬採取強制調解制度,在病患提起民刑事訴訟前,必須先由縣市主管機關設置的醫事爭議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在調解成立時,即不得進行訴訟程序。

對此醫療強制調解制度,法務部主張強制調解程序應於民眾提起民刑事訴訟之後進行,始可避免人民訴訟權之侵害。換言之,法務部不反對醫療強制調解制度,但反對調解前置主義,將調解作為人民提起訴訟程序的前提要件。

然而,採取醫療強制調解前置主義,病人仍得於調解程序中,表示不同意調解結果,亦得直接拒絕到場,而終結調解程序,進而提起訴訟,對於人民訴訟權並無妨礙,因此法務部的反對意見,並非可採。

四、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

在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的修法過程,病患團體主要反對意見,在於憂慮減輕醫事人員刑事責任後,無法懲罰或嚇阻醫師的不法行為,可能導致醫師執業的疏失案件增加,不利於病患。

實則,在醫療事故發生時,病人所在意者,經常為「追求真相」及「尋求賠償」,至於課與醫師刑事責任,並非重點。病人提出醫療刑事訴訟,無非基於「以刑逼民」的錯誤觀念,希望利用檢察官收集證據,並以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方式,節省訴訟費用。

然而,以刑事訴訟方式追求醫療事故的真相,不僅違反比例原則,且醫師為避免刑責而刻意隱瞞事實,將使距離真相,更為遙遠。再者,以刑事訴訟方式達到尋求損害賠償之目的,更是緣木求魚。因為刑事責任對於過失的認定比民事責任嚴格,在刑事責任難以成立的情形下,民事損害因此無法獲得賠償,顯然不利於病患。

縱使認為病患有意以刑事責任給予醫師懲罰及嚇阻作用,在法院實務上,亦非可行。通常在病患與醫事人員進行數年的刑事訴訟後,極大多數醫事人員係以無罪判決確定,縱使極少數案件為有罪判決,亦均判決醫師緩刑或易科罰金,鮮少醫師坐牢之案例。對於醫師,僅造成多年的精神壓力,而無法專心照顧病人;對於病患,此種「無效訴訟」,亦無益處,反而有害。蓋刑事判決無罪,在民事求償上,幾乎確定為敗訴。

五、結論

醫療糾紛之原因分歧,法律制度上必須設計一項醫師與病患雙贏的制度。醫療糾紛,不宜以刑事訴訟解決,而應以民事調解方式,使醫療事故之真相大白、病患獲得應有之賠償,始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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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醫療現場 Tags:
  1. 施肇榮
    2012年11月18日22:37 | #1

    撇開所謂的醫學倫理不談,
    怎麼都沒有人談論醫師與病人間的法律關係,
    沒有讓醫師明確的知道病人是依據甚麼來告醫師,
    醫師在甚麼情形下才有義務救治病人,
    醫師都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
    所以才會一直的憤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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