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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十一刊】東和禪寺見證文化的相遇、融合與在地化

撰稿/med98 李昕陽

「這座城門是什麼?」這句對東和禪寺鐘樓最常見的誤解,卻也最能說明東和禪寺鐘樓的趣味與特色所在。從台大醫學院排球場沿著林森南路往南走,經過了丹陽街口後,即可看見東和禪寺鐘樓。米白色的石砌的基座,開了三個門洞。順著石砌基座圓滑的曲面往上看,白色的露臺架在基座上,托著樓閣,樓閣內藏著一口日治時期在京都鑄成的銅鐘。再往上,則有鋪著經典日式黑瓦的大屋頂。從遠處看來,頭腳寬大,腰身纖細的鐘樓,煞是有趣,特色非凡。

經過鐘樓,一條不及兩公尺寬狹窄石徑的彼端,就是東和禪寺的入口,木造的山門:「般若門」。踏入禪寺,一片米白石砌的廟埕中,種滿了山茶、月橘、芒果、扶桑,棚架上的九重葛,也是枝繁葉茂,而這層層綠蓊之中,數尊古樸佛像靜靜藏身,不張揚、不搶眼,只是掛著淺笑等待發現。大小佛像中,最特別的一尊,莫過於在中軸線上一尊1931年的日式地藏王菩薩。這尊典型的日本風格地藏王菩薩,卻供奉於在閩南式的寺廟建築中,背後又有什麼淵源呢?

漫步在東和禪寺裡,雖然身處喧囂的台北市中心,但在這方寸之間,沒有川流車輛、沒有鼎沸人聲,時間彷彿在這個剎那暫停,凝滯在菩薩祥和的微笑之中。東和禪寺,展現了傳統禪宗寺院如何用建築格局的設計,讓浮躁的人心獲得寧靜。典型的禪寺經常用圍牆圍起,僅留山門作為出入,用意便是將靜謐的修行場所與塵世間紛擾喧囂隔絕。相較於傳統台灣的佛道廟宇建築,建築的細部格局處處是仿造漢族皇宮、官府:從屋脊翹起的燕尾、歇山重簷式的屋頂設計、到點綴的琉璃瓦、交趾陶、泥塑,更在香爐、斗栱角落等雕飾以狻狔、螭首等神獸守護。尤其是香火鼎盛的廟宇,更是在設計裝飾上下盡功夫、極盡華麗,以彰顯廟宇之恢弘尊貴。台北萬華龍山寺,就是典型的例子。相較之下,東和禪寺的設計就低調多了。沒有多餘的泥塑、浮雕與裝飾,如果沒有正殿前的兩根龍柱,東和禪寺的建築格局幾乎與一般的閩式三合院無異。

同樣是主祀觀世音菩薩,萬華龍山寺與東和禪寺卻有著南轅北轍的設計理念。這樣的分歧,見證了佛教在東亞錯綜複雜的傳播。在清國統治台灣時,佛教在台灣並不盛行,能夠讓台灣人修行的寺院也不多,大多數僧人都前往福州修行佛法。另一方面佛教在日本鎌倉時代傳入後,在日本內歷經數百年的內化與融合,在1895年統治台灣後,傳入台灣。自此,兩支同源卻各自獨立發展成熟的宗教,在台灣又再度相遇碰撞。而同樣的情節,在文化習俗、建築、語言等等,都有相近的情節,從而表現出了台灣在東亞特殊的角色與文化地位。

現存的東和禪寺,原本叫做觀音禪堂,是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的一部份。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在鼎盛時期,佔地四千多公頃,四面分別是林森南路、仁愛路、丹陽街與仁愛路23巷。相當於包括今天的東和禪寺、青少年育樂中心、以及以東的幼稚園。別院的木造結構初建於1907年,但此一木造結構因天災毀損後,在1917年以鋼骨水泥重建,並於1923年、1950年陸續興建本堂與鐘樓。在1917年,鋼骨水泥是非常新穎的建材,而更可貴的是,曹洞宗台北別院刻意用鋼骨水泥仿木造建築興建,從現在尚存的鐘樓,仍可一窺維妙維肖的仿木造建築。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禪宗五家七宗紛紛從日本來到台灣建立據點,然而,其宗教活動大多以服務在台日本人為主,而排擠台灣人的參與。然而,曹洞宗在諸多宗派中,對於台灣人參與其宗教活動,相對友善許多。本堂的主要提供在台日本人宗教活動,在本堂旁邊又興建了閩南風格的寺院,觀音禪堂供台籍信眾參拜。觀音禪堂除了在建築風格上與融合台灣在地元素,其宗教活動如誦經也全程以閩南語進行,營造對台灣信眾相對友善的環境,這在當時日本帶入台灣的各宗派間,是非常難得的。日本曹洞宗對台灣人態度友善,有感於台灣人在日本「差別待遇、隔離教育」的政策下,求學困難,更撥出寺院一角,在1917年興辦「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這座由佛教興辦的學校,幾經流轉,便是今日的泰北高中。而過去台灣佛教中學林的位址,就是已於2012年拆除,位於鐘樓和丹陽街之間的泰北高中城中校區。

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台北主要的發展與活動集中在萬華、大稻埕與台北城西門一帶。日本人來到台灣後,由於台北城的西邊已經發展飽和,因此將東門作為新的發展中心,包括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台北州廳(今監察院)、台灣病院(今臺大醫院)、土人醫師養成所(今台大醫學院)、台灣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等,都在台北城東門外興建。在日本統治時期,台北城東側一帶是台北以及台灣的行政中樞與權力核心,影響至今。這塊新都市中心在當時叫做東門町,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南路、濟南路、杭州南路與信義路這塊街區,成為當時在台日本人主要活動的地方。東門町與西門町,遂成為台北城兩大風格、人口組成迥異的聚集地,一邊以閩南人為主,一邊則以日本人為主。

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的國有財產局接收了日本人在台灣的產業,各寺院也在接收之列,曹洞宗台北別院自此為國有財產局所有。同年,觀音禪堂被改名為東和禪寺,此一名稱沿用至今。而觀音禪堂的產權,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落入國有財產局手中,直到2003年,才在歷任住持的奔走下,成立財團法人並從政府手中取回土地、房屋的所有權。

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至台灣後,為了安置為數龐大的軍隊、軍眷與公務人員及眷屬,多安排軍隊駐紮在這些被接收的地產之中,例如曹洞宗台北別院、西門町的淨土宗西本願寺,都成為安置用地。而國民政府因無力處理軍眷、公務人員眷屬安置問題,也默許眷屬們自行在周圍興建住宅,甚至發給門牌、水電錶,成為「違建聚落」的景觀。曹洞宗台北別院,也在當時也被軍隊及軍眷占用,本堂、鐘樓裡裡外外布滿自行興建的房舍,從外面根本看不出裡面原本是這麼氣派的寺院。這些「違章建築」就這樣在曹洞宗台北別院身上、周圍扎根、成長、開枝散葉,直到40多年後的1992年。

1992年10月,台北市教育局宣布將拆除整個曹洞宗台北別院,作為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用地。由於考量育樂中心規劃需要完整的地段,因此包括本堂、鐘樓、觀音禪堂與其他附屬建築都要全部拆除。事實上,青少年育樂中心早在1982年即開始選址規劃,先是處理用地上違章建築的問題,歷經近十年折衝協調補償金發放,並將原住戶安排國宅安置。違章建築的問題大致解決後,在1989年開始遷葬原本寺內存放的骨灰到陽明山公墓安葬。

1992年10月,台北市教育局宣布隔年將嚴格執行拆除,剷平曹洞宗台北別院,文化界以台灣史蹟學者李乾朗、林衡道為首,四處奔走舉辦演講、投書與實地導覽,台大法學院學生會亦自事件開始即密切關注,與文史工作者密切合作,試圖向民眾及政府單位展現別院的歷史價值與保存意義。然而,台北市教育局態度強硬,提出六大主張:一、別院歷史未及百年,並非古蹟;二、別院係日寇遺緒,無保存價值;三、青少年育樂中心非建不可,且已延宕多年;四、別院年久失修殘破不堪,無保存價值;五、別院內外遭違建戶占用,景觀不善,應予剷除;六、即便保存建物,未來與新建物景觀亦不協調,多次重申全面拆除勢在必行,重新規劃育樂中心不予考慮。

面對鐵板一塊的台北市政府,以李乾朗為首的史蹟、建築學者則認為應全面保存,並具體提出保存的方法,如闢為史蹟公園,或是將本堂修復後規劃內部空間利用。保存寺院的意見,由於獲得主管古蹟的內政部、文建會和部分市議員支持協助下,台北市政府在同年11月底軟化作出退讓,保存部分建物,但仍堅持青少年育樂中心選址不能變更。在選址不變的前提下,勢必無法如文化界所主張的全面保存。台北市政府同意重新規劃,以保存鐘樓與觀音禪堂,並同時將兩座建築申請評估是否列入古蹟。然而,別院本堂的部分,由於涉及青少年育樂中心本體占地,以及考量本堂殘破不堪、修復經費可觀,無法同意保存。至此,事件算是拍板定案。

1993年6月,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和周圍的違章建築,在怪手下化作瓦礫煙塵。

往後的七年中,台北市經歷了黃大州、陳水扁與馬英九三任市長,青少年育樂中心也風光剪綵營運。曹洞宗別院碩果僅存的鐘樓與觀音禪堂雖逃過一劫,卻也只能在高樓大廈的夾縫中殘喘偷生。一直到1999年馬英九擔任市長,當時文化局長為龍應台,曹洞宗別院的鐘樓與禪寺都還沒走完古蹟審核。兩棟建築本身的損壞尚待修補,周圍仍布滿違章建築;過去作為寺院門面的鐘樓,如今得委屈的與變電箱、中央空調出風口與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困坐在青少年育樂中心後方。高聳新穎的青年育樂中心與老邁的鐘樓,形成格外諷刺的對比。不遠處與鐘樓共經患難的觀音禪堂,被迫與鐘樓分隔兩地,缺乏景觀上的延續性,只能孤零零的隱身於層層疊疊的違章建築之中。此時此刻的觀音禪堂與鐘樓,雖然是活下來了,但也僅僅是還活著而已。建築的歷史意義與建築意象,因為缺乏史蹟維護與呈現的規劃,而被淹沒、逐漸遺忘。

2000年,那位在千鈞一髮之中拯救了觀音禪堂與鐘樓的李乾朗,再度出面催生了鐘樓周圍的景觀復原,目標是要將鐘樓作為曹洞宗別院入口的意象呈現出來,重現當年的恢弘。在龍應台局長的諮詢下,李乾朗建議將育樂中心腳下、鐘樓周圍的廣場重鋪石板、草地,凸顯鐘樓的壯觀;並重修參道連結鐘樓與觀音禪堂,重現建築群的格局規劃。但即便如此努力,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過往的榮光能夠重現多少?當一棟十層樓的大廈硬生生插入別院的胸口,碾碎作為心臟的本堂,再多的造景、再多的復原,對於重現這座寺院在東門町的歷史意義與記憶,恐怕也都只是杯水車薪吧。

文化是什麼?文化是在這片土地上來來去去的人們,腦中形形色色的想法與觀點,經歷數十年、數百年的沉澱、累積、雜揉交融、互相吸納融合後的意識。這種意識,不是一種「成果」或「結果」,因為這個意識是動態的,在每分每秒,每個當下,都在不斷的流轉變化,沒有「結果」的一天──除非有朝一日,這個意識被揚棄了,或被刻意的抹去了,或被遺忘了,或被忽略了。而這種意識,透過作家的墨水,透過畫家的筆刷,透過設計師與建築工的雙手,透過我們每個人日常的點點滴滴,凝結在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土地之上。那一棟棟的建築,都是過去某個時代、過去某個當下,這座城市意識的凝結。透過觀看建築,透過各種的文字影像紀錄,我們得以將過去的意識提取到自己的腦中,再讓現在的、新的意識揉合進過去的意識中,代代相傳。如果有一天,我們失去了過去代代傳承的意識火種,我們新的經驗,要依附在什麼東西上傳承下去?是要從零開始?還是要從別的土地上進口他者的意識,然後將自己的移植其上?

仰望兀立的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鐘樓,驚異於多麼豐富多彩的意識,凝結於此讓我們提取;卻也怨嘆於多少意識,隨著本堂灰飛煙滅。確實,城市的空間是有限的,我們可以整合、可以再利用過去的建築,但總有一天,我們會面臨殘酷的取捨。在那天,我們要留下哪一塊記憶給這塊土地上的後人?我們要留下怎樣的記憶給未來這塊土地上的後人?或者,我們要把怎樣把我們這代新的意識,凝結在這片土地上讓後人提取?

但在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又對前人留下的意識知悉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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